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不辭 一作：不妨）

　　從“荔枝詩”看東坡先生的嶺南心境。

　　蘇東坡于宋哲宗紹圣元年被人告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被貶嶺南，“不得簽書公事”。于是，東坡先生流連風景，體察風物，對嶺南產生了深深的熱愛之情，連在嶺南地區極為平常的荔枝都愛得那樣執著。

　　紹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蘇軾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詩，對荔枝極盡贊美之能事：“……垂黃綴紫煙雨里，特與荔枝為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自此以后，蘇軾還多次在詩文中表現了他對荔枝的喜愛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贈曇秀》：“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枝何時丹。”《〈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欣然許之。”《和陶歸園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二句最為膾炙人口，解詩者多以為東坡先生在此贊美嶺南風物，從而抒發對嶺南的留戀之情，其實這是東坡先生滿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贊歌。

　　不錯，從一些現象上看起來，蘇軾在嶺南時的心情與初貶黃州時相比，確實顯得更加平靜，不見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失意與苦悶。《宋史》本傳說蘇軾在惠州“居三年，泊然無所蒂介，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貶為瓊州別駕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筑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蘇轍《東坡先生和陶詩引》介紹：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蘇東坡在嶺南時，除了關心自然風光和民情風俗以外，還與出家人交往頻繁，詩文中就留有很多與僧人唱和的作品。這一定程度上確實表現了避世意識。

　　我們實在無法相信蘇東坡這樣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仁人志士會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實很能說明這個有趣的問題。

　　晚年的蘇東坡似乎很喜歡陶淵明，不厭其煩地和陶淵明的詩，并把和陶的詩專門編為一集。蘇東坡和陶淵明詩以居嶺南時為最多。從紹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貶所到元符三年八月遷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個月里，和陶詩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東坡先生還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也。” (見蘇轍《東坡先生和陶詩引》)這仿佛在告世人：蘇東坡從此絕意仕途，欲效陶淵明歸隱園田，長作嶺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東坡先生那位心跡相通的老弟卻對東坡自述的和陶詩用意提出了疑問，他在《東坡先生和陶詩引》一文中說：“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淵明，其誰肯信之!”清人紀昀也以為蘇軾“斂才就陶，亦時時自露本色”。

　　蘇轍不信其兄會真心歸隱，幾百年后紀昀的看法也一樣。他們的看法可以在蘇東坡和陶詩中可以得到印證。《和陶飲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其十八曰：“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吊亡國。”其二十曰：“當時劉項罷，四海瘡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和陶詠三良》有：“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這都可以看出蘇軾恬淡的外表掩飾不了牽掛國運民生的憂患情懷。

　　這種憂患情懷在《荔枝嘆》一詩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他首先借漢唐故實抨擊統治階級只顧自己享樂而不關民生疾苦的丑惡本質：“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千年以后，我們尤可想見蘇學士老淚縱橫，祈求上蒼：“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饑寒為上瑞。”

　　蘇東坡因仕途坎坷曾經想避世遁俗，又因戀戀不忘國運民生終于沒能做到歸隱山林。在嶺南時，東坡先生的內心正處于這種出世與入世兩難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正是這種兩難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