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三星堆是一段非常神秘的歷史。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那么，為什么三星堆文化與中國傳統中原文化如此不同呢？今天，曲歷史小編為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與大家分享。

　　地理受限

　　三星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銅神樹，高395厘米。樹干分為三層九枝。樹枝上裝飾著水果和青銅鳥。樹干由龍向下干燥，準備出發。如此夸張的風格顯然與中原青銅器格格不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成都平原的特殊地理有關。

　　成都平原東臨龍泉山，西臨邛崍山，南臨九頂山，北臨熊坡山。平原上有兩個水系：岷江和沱江。日本學者西江清高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小地區單位在與洪水危害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政治社區。

　　位于沱江及其支流鴨子河扇形沖積平原的三星堆遺址所在的什邡和廣漢地區。受水系限制，廣漢三星堆文化與成都十二橋文化直線距離僅40公里，兩地文化發展略有差異。西江清高直言:“三星堆文化與長江中游的地方青銅器有關，而十二橋文化則與關中的西周青銅器有關。據此判斷，三星堆文化崩潰后，十二橋文化被取代。相對封閉的環境對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外紐帶

　　唐代詩人李白曾感嘆“蜀道難，青天難”。事實上，三星堆文化的對外聯系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封閉。云南富含銅、錫、鉛等礦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測量了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器中的鉛，發現其來源是云南。據推測，三星堆鑄青銅器所需的銅、錫等原料也來自云南。

　　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連接三星堆和滇地的是“蜀身毒道”。這條路從蜀到滇，經印度，到達巴基斯坦，是中國西南部和南亞的交通要道。大量牙貝出土于三星堆遺址。這種海貝只產于印度洋深海。在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的書中有“Seres一詞，代表絲綢，也指絲國。學者楊憲益考證Seres是古蜀國。這為三星堆與南亞甚至地中海的交流提供了直接證據。

　　東晉歷史學家常曲在《華陽國志》中記載:“彭祖本生蜀，殷太史。”不僅如此，殷墟甲骨文中還有“伐羌蜀”、“撻福于蜀”、“伐福于蜀”的卜辭。

　　各種證據表明，三星堆文化并不孤立，它已經與中原和南亞密切相關。頻繁的外部聯系促使三星堆晉升為文化界的清流。

　　開放包容

　　如果說三星堆是一個程序，那么它就有一系列bug。三星堆曾出土青銅面具，巧合的是，古埃及文明和邁錫尼文明也有使用面具的傳統。三星堆的戴金面具青銅頭像有點像古埃及的圖坦卡蒙金面。2001年，中埃兩國聯合發行了《古代金面罩頭像》特別郵票。要知道三星堆和古埃及之間的時間跨度，相當于現在和秦始皇之間的差距。

　　在三星堆，cp金杖充滿了感覺。這根金杖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重463克。類似的器物是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神權和王權的象征。藏在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石柱上，意味著王權的權杖。相反，三星堆從未發現過中原王朝推崇的中國龍圖騰和青銅鼎。

　　此外，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圓帽長袍不同于先秦時期中原的傳統服飾，但與中西亞的僧侶服飾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人鑄造青銅器的技術與南亞文明的銅焊接方法有共同之處，而中原直到春秋才熟練使用該技術。

　　以章和璧為代表的玉器出土于三星堆遺址。·春官·《大宗伯》載道:“以玉為六器，以天地為四面八方，以蒼璧為天，以黃瓊為天，以青圭為東，以赤章為南，以白玫瑰為西，以玄黃為北。”說明三星堆也受到中原玉文化的影響。三星堆文化對外來文化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勤打補丁，完善程序，醞釀出獨特的繪畫風格。

　　自我創新

　　文化的力量在于創新。《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有蜀候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蠶叢是古蜀國最早的統治者，被蜀人視為始祖神。三星堆文化對此有更直觀的表達。青銅縱目面具寬138厘米，高645厘米。面具上的雙眼柱狀外凸16厘米，呈現出突眼、寬耳、寬嘴的特點。對于那些厭倦了傳統文化審美的人來說，當他們看到這個面具時，他們必須眼前一亮。

　　青銅垂直面具的發現是考古史上第一次。突然的眼睛代表著“千里眼”，寬耳朵代表著“順風耳”，寬嘴巴表示渴望交流。三星堆試圖加強視聽功能，傳達溝通的愿望。此外，大垂直眼面具玉雕、垂直眼鳥人首玉像等，都令人震驚和驚嘆。三星堆文物的終極表現不僅是一個表達包，也是一種文化創新的手段。

　　隨著三星堆文化的出現，中華文明起源一元主導的現狀發生了變化。多元化的整合模式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三星堆種下了創新和繼承的種子，幾千年后獲得了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