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家庭在歷史上什么時候消失了？為什么它會消失？這是許多讀者更關心的問題。接下來，有趣的歷史小邊將與讀者一起了解，給您一個參考。

　　在曹魏代漢的過程中，所謂的漢朝大臣基本上都是和平演變的。曹丕以漢獻帝的形式取得了政權，不僅沒有進行政治清潔，而且給了自稱堅持儒家價值觀的家族一個“下臺階”的機會。

　　曹操殺楊修事件顯示了曹魏政權對世家大族“打拉拉”的態度。曹操之所以殺楊修，自然是為了震懾弘農楊氏，警告他們不要介入立儲之爭。但曹操更想表達自己“對人不對民族”的意思，楊修是楊修，弘農楊氏是弘農楊氏。殺楊修后，他專門給楊修的父親楊彪寫了一封信，還送了一份禮單，“所奉雖薄，以表吾意”。不僅如此，曹操的妻子卞氏還走了妻子的外交路線，給楊彪的妻子寫了一封信，向曹操表達了愛意，并給了她更豐厚的禮物。

　　曹操的舉動自然是為了修復與洪農楊的裂縫，給雙方家庭一個下臺的機會。就本文的主題而言，洪農楊擺脫了楊秀冒犯曹操的命運。

　　司馬家族學會了曹操“對人不對族”的政治觀念。在魏晉時期，司馬家族一直試圖通過將魏臣轉化為晉臣來完成“光榮革命”。如果沒有，他們會盡最大努力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系。司馬昭在處理鐘會“叛變”事件時，只有鐘會的直系子弟保存了英川鐘氏家族；司馬昭殺季康時，也赦免了兒子季紹，后來召季紹入朝為官。

　　南北朝時期，在南朝時期，政權的變化基本上是通過名義上的“禪宗”來實現的。這個家庭不僅可以和平地“改變國旗”，而且可以在這種混亂的政治環境中生活，成為新舊王朝的關鍵力量；在北朝時期，戰爭中沒有南方的家庭也可以回到家鄉，聚集家庭自衛，自北魏以來，也被胡政權規模接受，隨著拓跋漢化的進一步深化，這一趨勢正在進一步加深。

　　然而，700年來世家大族屹立不倒的有利條件在唐末完全消失了。

　　唐末科舉制度的“進化”當然是原因之一。孫國棟先生在《唐宋社會之門消融》一文中說:“晚唐以后，空氣略有變化，主司逐漸有抑豪門、獎寒的人。”甚至有些公卿的孩子有真正的藝術，但主司避嫌，不敢取。也有父兄在貴位，孩子不敢回應。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正如《中國古代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所說，在唐末五代的無限戰爭中，世家大族被“身體毀滅”。

　　唐末五代的戰爭超越了世家大族所理解的歷史世界。東漢末年，雖然曹操詩中有“白骨露在野，千里無雞鳴”的說法，但畢竟是平民的大災難。同一首詩中也有“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關東的世家大族還在興兵討兇，沒有被廣泛的身體摧毀。然而，在唐末五代，魏莊的一首詩證明了“天街踏盡公卿骨”。

　　正如譚凱所說，黃巢之亂本質上不同于唐代前的安史之亂，即使像安祿山這樣粗俗無文，他也期待著依靠他熟悉的家庭和現有的官僚機構盡快建立可行的統治地位；黃巢及其后來者發起了對官僚集團的大規模有組織的殺戮。

　　唐末，李震在白馬驛殺死了裴樞等30多名士族大臣，并將尸體投入黃河。云“這種自稱清流，宜投入河流，永為濁流”。

　　不僅如此，唐末戰爭的持續時間也使門閥家族無法恢復活力。《中國古代門閥大族的消亡》一書說：“持續一代人的各種暴力，本質上加劇了動蕩對精英的整體影響，導致沒有人能在25年的殘酷暴力中毫發無損，即使他們有幸逃脫屠殺。”

　　過去的戰爭大多集中在北方，家族至少可以通過南渡在南方培養。唐末的戰爭影響了帝國所有的大人口聚集地，晚唐五代很少有地方可以作為避風港。

　　即使家族中有幸存者，長期的大規模戰爭也摧毀了他們的田野，摧毀了他們繁榮的經濟基礎和教育領域。正如孫國棟先生所說，“政治動蕩足以摧毀大家庭。然而，大家庭的孩子們仍然不得不退居農村，保護自己的家庭財產，或者在不同的一天卷入其中。然而，戰爭和災難的蹂躪使得大族想要保護自己的家園，但卻得不到。過去，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在世界上的莊業被摧毀了，所以大族無法恢復，這比政局的轉移更有害。”。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中提到的一個細節，似乎是門閥家族的終結。作為正史中博陵崔的最后一個人，崔在亂世中依然維護著老人的生活方式和禮儀。作為當時唯一懂得舊禮儀的遺民，他親自為后晉朝廷訓練了所有的樂工舞者，943年恢復了傳統宮廷的文武二舞。首演當天，大臣們哀嘆不已。第二年，崔奕卒，二舞制度被廢除。

　　947年，當人們看到崔奕親自訓練的樂工夾道迎接耀武揚威進入中原的契丹人時，他們不禁感到悲傷。他們都想起了崔的最后一次和舊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