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楊士奇在歷史上有多牛?下面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楊士奇在明初政治舞臺上之所以如魚得水，不僅跟明初帝王，特別是仁宣諸帝對他的信任有關，更為重要的是他性格中的謹慎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謹慎不僅在帝王面前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跟同朝人士相處，也極為謹慎，并多出為他人著想，故甚得君王喜愛，其它朝臣史也甚是擁戴楊士奇。
一、謹慎和善，融洽的君臣關系
楊士奇家境貧寒，但是他對學業一點也不放松。在他外祖父的教導下，學業大進。十五歲開始便開館收徒講學。一方面靠教書過活，一方面教書同時，自行修研。建文元年，為了編纂《太祖實錄》，朝廷廣招天下儒士參與編修。在鄉村教書的楊士奇得到了人生轉折的一個機遇—由于他才學出眾，被選參與編纂《太祖實錄》。楊士奇由于才華出眾，被破格錄用，做了教授。之后，楊士奇平步青云，接連升遷。最后做到內閣大員。
楊士奇，在朝為官，不僅在處事謹慎，且能多為他人著想，故使得眾多朝臣服從楊士奇的為人。仁宗黃帝還在做太子被命監國的時候，御史舒仲成沒有按照時為太子的朱高熾的意思辦事，于是仁宗對此事一直耿耿于懷。仁宗即位之后，由于舒仲成犯了事，蹇義以其所犯之事奏劾舒仲成，明仁宗得知此事，正合仁宗心中意思，便于他出一口惡氣。
楊士奇知道事情原委之后，立即上疏：“為政要言而有信，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后，為廣開言路，曾詔告廷臣，凡有忤旨者一律寬恕。如果現在治舒仲成的罪，則詔書失信，不敢說話的人就多了。就像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后仍用衛綰，前史韙之。仁宗聽了楊士奇的建議，遂沒有治舒仲成的罪，使得仁宗朝言路暢開。
楊士奇在內閣多年，為同朝官員在帝前打圓場實例眾多，除了上文所列為御史舒仲成之例，還有更多的人受過楊士奇的庇護。例如：大理卿虞謙，在平時說話以及處理事情的時候考慮不周，思維不謹，每每辦事，總會出現一些紕漏。次數多了，其辦事不密的事實也就為仁宗所了解。仁宗得知虞謙辦事不力后，往往出紕漏的情況后，非常生氣。于是，下了一紙詔書將其降官一級。
楊士奇根據虞謙的其他優點，在仁宗面前，據理力爭，最終終使得虞謙官復原職。另外還有大理少卿虞謙，因為在朝議事的時候，其主張不符合仁宗的意思，收到仁宗處罰。士奇又于仁宗面前勸諫道：“虞謙是應詔陳言，如果有錯便給予治罪，那群臣就不敢奏事了。”
二宗雖然在位時間不長，但是歷史對其評價也算不差，仁宗在位期間，極力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明君形象，于是聽了楊士奇的勸誡之后，立即升了虞謙的官職，將其升為副都御史，并立即下敕引過，讓百官直言朝政之得失。楊士奇在內閣一干就是很多年，雖然他為人處事，甚為謹慎，但是還是沒能幸免遭到其他大臣的嫉恨，甚至在皇帝面前說楊士奇的不是。
譬如“永樂宣德中。同列有潛公于上者”，“公聞之亦不為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楊士奇一心為帝國著想，沒有對毀謗自己的同列進行打擊報復，一方面使得朝臣們從內心里服了楊士奇的為人，也都樂于與楊士奇為伍，密切跟楊士奇合作，處理大明帝國內部紛繁冗雜的政務，另一方面，在君臣面前，楊士奇的寬宏大量，使得明初政壇少去了許多紛爭。
二、遠見卓識放棄交趾屬國
永樂時期，成祖出兵征服安南，設立了交趾布政司。但是安南跟朝鮮不一樣，成祖時期通過武力征服了安南，不過安南黎民反抗明王朝的起義卻接連不斷。明王朝為了穩定安南局勢，前后用兵多次，軍士數目達數十萬，糧餉耗費尤為巨大。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也多次派兵征伐安南，但是安南始終出于征而不服的狀況，明朝對安南的用兵屢遭失敗，損兵折將不說，對明朝的財政也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
宣宗起初對安南的出兵是很重視的，甚至派兵部尚書陳洽掛帥，由陳洽親自上前線指揮明軍作戰，這里足見宣宗對安南用兵的重視。但是兵部尚書陳洽在出征安南的時候遭到安南軍隊的伏擊，兵敗之后，陳洽自刎謝罪而死。面對征討無果，損兵折將，耗費巨額糧餉而不能取得成功的窘局，楊士奇力主放棄交趾，允許交趾實行自治。楊榮對此局面也說：“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而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
宣宗朝內閣七人之中，位高權重的楊士奇，楊榮都主張放棄交趾，任其自便，這對于明帝國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交趾離中原甚遠，若用武力征服，首先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征服之后，就算安南不反，朝廷每年對安南的開支也不是一筆小數目。況且，安南每每反叛，更是對明朝造成諸多不便。
如若放棄交趾，對明朝而言，凡有諸多益處。在楊士奇，楊榮的主張之下，宣宗權衡利弊，也同意楊士奇等人的意見。于是決定放棄交趾，遷回交趾三司，召回駐交趾之文武吏士。從此明朝結束了在交趾的強征不能達其目的，每每征討又損傷慘重的被動局面，并且為明王朝帶來了實際的財政好處—“歲省軍興鉅萬”。也使得明朝南部邊疆得到較長時間的安定。
三、舉薦賢能，整頓吏治
在明朝初年，由于明帝國的開創者，朱元璋出身貧困，特別注重節儉，對臣下在廉潔方面的要求也相當嚴厲。所以在朱元璋時代，明朝政壇是比較清廉的。但是，從成祖即位之后，由于帝國建立已經有了些年代，部分官員的貪污腐敗之風盛行。特別是到了仁宣二帝的時候，明朝的吏治成了封建領導集團不得不引起重視的問題。面對此等關系王朝正常運轉，國運長存問題的大事，楊士奇等人在這方面也付出了不少努力。
宣德三年亦即公元，在一日，散了早朝之后，明宣宗特召楊士奇、楊榮到文華門，向二人說：“年來貪濁成風，何也?”楊士奇對此問題關注已久于是答道：“永樂已有之，今為甚耳!”宣宗知道楊士奇對吏治問題也很關注，于是又問現在誰平時貪污行為最為嚴重。楊榮旋即回應宣宗，劉觀的貪污行為最為嚴重。劉觀當時的職位是都御史平日里私納賄賂，貪污甚重，而且在劉觀的影響下，他下面為官的眾多諸御史眼見上司貪污，于是也貪縱無忌，甚為污濁。
宣宗了解情況之后，向楊士奇，楊榮提出由誰來代替劉觀的位置。楊士奇經思量推薦了通政使顧佐。宣宗遂撤掉了劉觀的職務，擢升顧佐為右都御史。楊士奇在仁宣時期，作為明初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之一，他在對用人上有著其獨到的見解。他反對任人唯親，主張任人唯賢。“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在他看來，用人必須首先了解其德行，這里的德行就是要看所用之人，是否能封建倫理綱常，是否能為封建統治服務。
符合此德行之人，然后根據其自身才能高低，委以職務。在宣宗時期，為了選一個人出使交趾，有人舉薦伏伯安，說其能言善辯，有口才。可以擔任出使交趾的大任。但是楊士奇認為伏伯安“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往且辱國。”這里既體現了楊士奇在用人上的另外，楊士奇為大明朝選拔人才時還主張兼取南北有才之人，不可偏向任何一方。仁宗曾認為“北人學問，不逮南人。”而楊士奇則言：“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主張科舉取士時要兼取南北人才。
最后，楊士奇在選人任人的時候，還特別注重一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這在封建社會而言，用人上能有如是意識，實屬不易。在這樣的選才思維指導下，楊士奇為明初選拔了很多能辦實事，公正不啊的良臣。在他所推薦的人士之中有江西籍的，也有非江西籍的。
當時的吏部尚書王直就對楊士奇在舉人方面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他說：“楊士奇所舉賢才，列于中外者五十多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于眾論而信乃舉。”于謙氣周忱、況鐘都為楊士奇所舉薦，他們“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
四、總結
楊士奇的謹慎也許是出于封建社會讀書人固有的本性，抑或其天生固有的謹慎，且不論出于什么原因能如此謹慎。有一點歷史明顯告訴我們，由于楊士奇的謹慎，使得他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下，能得以善身。相較與解縉的狂放不羈，楊士奇的謹慎無疑是其在明初政壇得以呼風喚雨的重要條件之一。楊士奇推薦的重任對明初政治穩定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這既得益于他們自身的優秀品質和處事能力，也得益于楊士奇不分貴賤，不以地域為界限的人才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