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秦國在秦孝公時期任用商鞅對秦國進行變法。商鞅變法后的秦國變得空前強大，為以后統一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商鞅變法是我國歷史上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而同在戰國時期的吳起也在楚國進行了變法，但吳起最終的結局卻是被楚國的貴族射殺。
并且吳起死后，吳起的變法內容也被廢除。同樣是變法，為何商鞅能在秦國取得成功，而吳起在楚國卻失敗了?接下來就分析一下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之間的區別以及兩人最終取得不同結果的原因。
首先，吳起的變法更側重于去打擊舊貴族的勢力。比如在吳起的變法中，他讓舊貴族遷往廣闊貧瘠的地方，而且對于舊貴族過了三代以后，吳起主張收歸他們的爵位。商鞅變法中同樣也有對舊貴族的打擊，但在商鞅打擊舊貴族的同時，也利用變法中的軍功制去塑造了一批新的貴族。
而出國在變法過程中沒有形成新貴族，所以這就導致變法在后期失去了根基。沒有群眾基礎的變法只能依靠王權來支撐，所以在楚王去世之后，舊貴族就對吳起及其變法展開了清算。
第二，針對上述內容，我認為根本原因不在于商鞅的變法比吳起更徹底，或者商鞅這個人比吳起的能力更強，而是因為秦國和楚國的社會背景不一樣。與秦國地處西隅不同，楚國更接近中原腹地，所以楚國對禮樂精神的接受程度遠比軍國主義要高。僻居一隅的秦國受到周圍游牧民族的影響，社會上有尚武的風氣，而這種尚武的風氣正是秦國實行軍功制的最佳土壤。
雖然楚國立國之后也曾篳路藍縷，歷經多次戰爭。但楚國地處南方，在南方優越的自然條件下，楚國的風氣更多的是浪漫的組成。比如楚國極具浪漫色彩的《楚辭》、精巧的禮器等，這些都是楚國的文化特征。在這樣的文化風氣下，楚國是難以接受冰冷的軍國主義思想的。
接下來我們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在展開分析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變法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或許很簡單。那就是使國家強大。那么如何通過變法來實現國家強大的目的呢?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貴族的勢力不能太大，或者說舊貴族在變法過程中一定不能壓過王權。
戰國時代，可以說很多國家都進行了變法。只不過這種變法的深徹程度有所不同。進入戰國時期之后，最大的霸主是以魏國為首的三晉，之后是齊威王和齊宣王時期的齊國。我們認真觀察一下這四個國家的發展歷程就可以發現，戰國時期的很多諸侯國，他的國家制度都是從一種體制中衍生出來的另一種體制。而衍生出來的新體制是不按照原有的體制中的宗法原則進行的。
在這種新的制度下，各個國家的國君不在象春秋時期那樣對自己的臣子進行分封，而是逐漸把權力收歸自己所有。這樣其實就相當于每個諸侯國都是一個小型的中央集權國家。當然，在這個中央集權的小國家里，貴族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接下來我們在那楚國的歷史來進行對比。楚國與歷史上的晉國和齊國有很大的不同。楚國的歷史上，并沒有出現過氏族專政的情況。究其原因，是因為楚國受到宗法的影響比較晚，氏族的勢力比較弱。而且大多數是族的封地很少并且處于邊緣地區。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率先進行郡縣制改革的反而是楚國，楚武王時期楚國就設置了郡縣，這種郡縣制也是也可以算作是中央集權的一種形式。
隨后，楚莊王時期爆發了敖氏之亂。通過敖氏之亂楚國更是對氏族勢力做了一次清掃。但是。看到這里我們需要明白一個問題，那就是楚國的氏族相比王權來說，他們勢力雖然不夠強大，但他仍然屬于一種體制內的勢力，所以楚國沒有從根本上消滅氏族。
而氏族叛亂的最終結果，雖然沒能推翻王權，但是它不斷地削弱了王權。自從楚康王之后，楚國先后發生了公子圍之亂、公子棄疾之亂、白公勝之亂。楚昭王和楚惠王時期，王權已經無法壓制氏族。而從楚惠王時期蜀國又開始進行了分封制。
這個時期，楚國貴族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而到了吳起變法的時期，楚國已經是“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情況。毫無疑問，這個時候楚國貴族的勢力已經成了吳起變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阻礙，所以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死后，吳起隨后被貴族射殺、吳起之法被廢除，也就可以理解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秦國，秦國立國比較晚，而且秦國地處西北接近戎狄，所以秦國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宗法制度的約束。在政治上，氏族根本無力與王權對抗。所以從社會背景上來說，秦國避免了像山東六國那樣在變法之前先要經歷化繭成蝶的痛楚，因為他一開始根本就不是一個宗法制的國家。再加上中央集權以及民眾的尚武之風，這使得商鞅變法實行起來比其他國家要順利得多。
而且在變法過程中，軍功制的體制下又有了新的貴族涌現。新貴族的出現，使得老貴族的勢力變得不堪一擊。因此，無論舊貴族有多大的反抗情緒，他們這個時候也無能為力了。而商鞅變法成功之后，秦國也就真正的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甚至可以說，秦國變成了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
總結來說，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的成敗。根本上取決于國家的社會結構。秦國的王權比較強大，所以商鞅變法受到阻礙相對吳起就小了很多，因而他能取得成功。而楚國的舊貴族勢力過于龐大，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吳起變法的推進，所以最終吳起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