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隸校尉是漢朝至魏晉監督京師(中央)和周邊地方的監察官，相當于一個朝代的監察使者。東漢時期的司隸校尉具有監察中央官吏的責任，又具有監察地方官吏的責任，兼具監察、領兵、社會管理等任務。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東漢時期，“司隸校尉”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不斷提高，職能和權利范圍也不斷擴大，皇帝組織朝會時，也會專門給“司隸校尉”設置坐席。他們不僅能監察朝廷中央的文武百官，而且也能成為各地的一級長官，具有監察地方郡國的權力，兼有察舉中央文武百官和所轄領域的違法亂紀之事的權利。“司隸校尉”的權利與威嚴，被東漢時期整個朝野所觀望，在東漢時期，處于舉足輕重、首屈一指的地位。
一、司隸校尉在東漢的特殊地位
(一)“司隸校尉”官僚地位具有特殊性，權威巨大，文武百官為之忌憚，在統治政權中樞里擔任舉足輕重的角色。
從官職總體來說，在東漢時期，“司隸校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縱觀整個東漢官場，“司隸校尉”的官職并不大，但是其權利和權威卻很大，這種職位之所以地位特殊，也不全是因為權威之大，而是“司隸校尉”往往都是皇帝的心腹，因此，就可以看出“司隸校尉”權威甚重。
司隸校尉，其實，最開始是由漢武帝設置，最初的目的是整治“巫蠱之獄”，但是，很多朝野中的王貴均反對“司隸校尉”的設置。在朝野當中做官，官員私下的關系錯綜且復雜，存在相當多的不正當的勾當，而“司隸校尉”的設置，也就相當于這他們私下犯的錯誤，遲早都會被挖出來，侵犯了他們的利益，因此“司隸校尉”監察職能可見一斑。
后來，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演變成為監察朝野中文武百官的常設監察機構，所以，他們的職能不僅是監察上述這些，而且還可以監察中央的百官大臣。
我們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為加強明朝的中央集權統治，并以查處和懲治違法違紀的臣子為目的，而設立了明朝特有的錦衣衛，并且，錦衣衛直接向皇帝負責，可以隨便逮捕任何人，連皇帝的近臣家屬都可以逮捕。
同理可見，東漢時期的“司隸校尉”就相當于明朝的錦衣衛，“司隸校尉”們可謂是不畏懼權貴人士，監察的戰績結果也是相當不凡，其權威到底多大，不言而喻，也因此朝野中的文武百官，沒有一個人不忌憚“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即為國家特殊的監察官，不僅監察著中央的文武百官，還監察著三輔、三河及弘農七郡的官員們，歷史上江充是首個“司隸校尉”，也是起初查處“巫蠱之案”的領頭人物，他的任務就是鎮壓皇后衛子夫及其太子劉據的叛軍，最后直接將皇后衛子夫盤根錯節的一脈力量連根拔起。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漢朝皇帝對“司隸校尉”的信任程度之大，甚至遠遠超過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因此導致“司隸校尉”的權勢大增，集督察、抓捕、審理甚至處決的權力于一身。
總的來說，在東漢統治中，“司隸校尉”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監察官僚的權力甚廣，雖然從所謂的官職地位上來說，并不如郡守等重要官職，但是卻在處理國家大事務中具有相對的絕對權威，此種權威是一般的官僚難以望其項背的，所以我們說，東漢時期的“司隸校尉”在政治地位上，具有先天性的權威優勢。
(二)“司隸校尉”政治角色具有特殊性，政治權力廣而多樣，并趨于復雜，集各種權利于一身。
東漢時期，“司隸校尉”的職權非常大，朝野地位也相當尊榮，平日的監察任務也非常廣泛，工作也比較繁忙，僅靠“司隸校尉”是很難完成龐大的工作量，因此在東漢時期，“司隸校尉”就配備了很多下屬官員，由他們協助司隸校尉處理公務。
《后漢書》就曾記載：“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日：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日：主簿錄舍下事，省文書……”這些就記錄了“司隸校尉”下屬官員的日常和工作。
所謂“從事l2人”，這其中包括都官從事、功曹從事、別駕從事、簿曹從事、兵曹從事等，這些從事都是由“司隸校尉”自行任命的，并且無須向朝廷匯報，地位可謂是相當之高，俸祿雖然比不過某些職高位重的王貴大臣，但是其職權卻令很多大臣羨慕不已，“司隸校尉”的職權全面履行，也依靠著這些從事，他們擔任著轄區內的政治、經濟、軍事、選舉、安保、察舉非法行為等重任，集各種權利于司隸校尉一身。
所謂“假佐25人”，這其中主要包括主簿、孝經師、律令師等，他們的地位略低于從事，他們的俸祿相較于從事來說很低，主要就是做事務文書等相對繁忙又雜亂的工作，而且在地方有專門的部門對口和聯系，工作分配很細化，人員專業性也比較強，他們的職務可謂是具有雙重性，既可以在中央監察文武百官，又可以在地方上監察所屬郡國，和相當于刺史，最終慢慢變成地方一級長官。
(三)東漢時期實行“三獨坐”機制，就讓“司隸校尉”具備了強烈的特殊性。
此“三獨坐”機制，就是東漢時期，在上朝時，皇帝會專門給御史、“司隸校尉”、尚書這三個職位，設置特殊的席位讓其就坐。從此可以看出，相較于西漢時期，東漢時期的“司隸校尉”更加兼具獨立性與靈活性，政治地位也在不斷地上升。顯而易見，東漢皇帝對于以上三個職位是相當看重的，并且，三個職位里爭論的焦點必然屬于“司隸校尉”。
尚書，擁有很大的行政權力，專席而坐無可厚非。御史大夫，擁有最高的監察權力，并且是東漢監察總管，專席而坐也無可厚非。但是，“司隸校尉”既沒有擁有絕對地位的行政權力，也沒有擁有絕對地位的監察權力，那么，為何東漢時期的統治階級會將“司隸校尉”置于與尚書、御史大夫同等地位呢，并予以特殊對待?
“司隸校尉”的特殊地位，還體現在“車福”制度上，根據歷史記載“車福，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涂兩末，謂為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為吾焉。
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從中可以看出，“司隸校尉”和御史大夫都可以用金吾，“司隸校尉”的“車福”待遇與其它官僚是不同的，更向上靠攏，金吾色在當時，是表示地位非常高的人才可以享用的顏色，由此可以看出，“司隸校尉”的地位非常之高，金吾不僅是一種儀仗，更是一種法器，有點“尚方寶劍”的意思，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罰百官，由此可以體現“司隸校尉”的威嚴極其高。
“司隸校尉”的特殊地位還體現在不僅能參朝廷的京官，還擔任一個地方的一州之長，在漢武帝時期，每州都設有刺史一職務，相當于是監察官，在漢成帝時期，又將刺史改為州牧，這時可以看出地位有明顯的提升，并且，有了監察官向地方官轉化的傾向。
東漢時期，繼承了西漢的原來的舊制，并且恢復了“刺史”的官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東漢的統治者將“司隸校尉”的權利不斷擴大，后來“司隸校尉”便成為了司州的長官，并且“司隸校尉”有向皇帝直接匯報工作的權利。
其實，這與東漢時期統治階級的狀況有關，這就要說到東漢皇帝劉秀了。劉秀為東漢開國皇帝，號稱“天選之人”，在坐上皇帝寶座之前，劉秀的職位就是“司隸校尉”，因此，劉秀對于“司隸校尉”的認識可謂是非常深刻的，早早就能認識到“司隸校尉”對于一個國家政權鞏固、發展的重要性，所以，東漢時期開始，皇帝就加強了“司隸校尉”的重視，并將其放在具有高度特殊性的位置。
在東漢時期，從“司隸校尉”的下屬機構以及組成部分可以看出，“司隸校尉”已經完全具備了中央監察與地方郡縣、州刺史的雙重身份。
二、司隸校尉在東漢時期帶來的影響
(一)“司隸校尉”的設置，進一步加強了東漢中央皇權的統治，對于地方官吏的控制起到了強干弱枝的作用。
自古以來，要對權力進行制約，往往就包括“監督”與“制衡”兩種手段。而“監督”，就是在特定領域，設置獨有的監督機構，對其間行使權力的情形，派出專門的人員去進行監察和督促。
因此可以說，“司隸校尉”的設置，就是皇帝對權利進行制約的一種手段，在這種模式下，權力的制約往往是單向的，即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如果處于監督的一方，往往權利巨大，而如果處于被監督的一方，其權力的行使隨時被他們管控，一旦犯錯，還要被監督一方所懲治。
從我們先前討論的可知，“司隸校尉”權威大、職能廣。一方面，“司隸校尉”可以監察中央的文武百官，另一方面，“司隸校尉”也可以監察地方官吏。“司隸校尉”的職權范圍也相當廣泛，囊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方面，甚至連皇帝的后宮都可以監察，從此可見，“司隸校尉”的設置，對于整個中央、乃至地方，所有官員都是很懼怕的。
這使得各領域的官員，乃至皇親國戚們，在行駛自身權力的時候，都會更加謹慎、小心，所以才說在皇權都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二)“司隸校尉”的設置，為整個官僚系統、乃至社會的改革與發展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與活力。
總的來說，“司隸校尉”的官僚特殊性和對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都是由東漢時期統治階級特性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所決定的。“司隸校尉”特殊權力的演變，也是因為東漢時期社會發生的實際變化以及統治階級特殊需求的加強所影響的，幾者密不可分，相互影響。
在東漢的官宦系統中，相較于普通的官僚，“司隸校尉”的權力和權威遠遠大于普通的文武百官，且并未給官僚之間帶來“制衡”，反而僅僅只是“司隸校尉”監察文武百官，其他的官吏僅僅只有被監督和督促的命運。但是，正是因為“司隸校尉”這種特殊的存在，給整個官僚系統的改革和發展，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與活力。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東漢時期，“司隸校尉”一方面進一步加強了東漢中央皇權的統治，對于地方官僚的控制起到了強干弱枝的作用，另一方面，為整個官僚系統、乃至社會的改革與發展帶來了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從“司隸校尉”的特殊地位上可以看出，“司隸校尉”在東漢歷史舞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對于東漢未來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司隸校尉”從下屬人員及其構成部分可以明顯看出，具有的雙重身份，既在中央彈劾京官，又在地方監察郡縣、州，并且逐漸由監察官轉化為地方的長官，因此，“司隸校尉”的特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政治權利非常大，可以幫助皇帝快速的集中權利，在東漢的歷史舞臺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所以，在東漢的各種政治斗爭之中，無論哪派當權說話，都千方百計的在“司隸校尉”之中安插自己的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隸校尉”的特殊地位和權威性，并且對于東漢官僚系統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