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重慶被定為陪都，為什么不像唐明皇一樣選擇成都?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在抗戰時期，淞滬會戰打了有3個月之久，中日雙方的軍隊有成建制地投入到了戰場當中，同時又成建制的報銷，最終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之后近在咫尺的南京從地理上來說已經是無險可守。面對來自華東與華中兩個方向軍反的日本軍隊，國民政府倉皇的撤回到了武漢。問題是一馬平川的武漢仍然是無法擋住日寇的兵鋒。

　　在武漢做短暫停留之后，中央中樞不得不繼續西撤進入四川盆地。歷史走到這里仿佛再現了唐玄宗躲避安史之亂的景象，如果不出意外，成都將成為指揮中心直至勝利。但現實又與歷史不一樣，這次國民政府沒有選擇成都，而是把臨近的重慶確定為戰時陪都。

　　那么相較于唐明皇和劉禪都更加鐘愛的成都而言，千年之后的重慶有什么樣的優勢呢?總結起來，大體有這樣三點：

　　重慶是山城，成都是平原，在現代戰爭中前者更立體，更加便于防空。

　　在以大刀長矛為主的冷兵器時代，防御者只要守住前線，根本無需擔心敵人會從天而降，這個時候成都無疑是不二之選。頗具規模的城市建設可以為流亡政權提供起碼的基礎設施，廣闊的成都平原也可以承載更多的人口。但在現代戰爭條件下，所有這些優勢都不存在，過于平面化的成都經不起敵軍的一次暴烈沖擊;從天而降的轟炸則會因為受彈面積過大而白白增加更多傷亡。反觀重慶在這方面的問題則遠遠小于成都，周遭層巒疊嶂的群山不僅可以增加進攻的難度，同時多少可以彌補中國方面制空權的缺失，畢竟長達五年半的戰略轟炸不是任何一個城市都能扛得住的。

　　重慶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比成都更加完善，且當時二者之間沒有鐵路，物資難以從重慶抵達成都。

　　南京淪陷之后，跟隨國民政府西撤的不僅是海量的文件檔案，還有難以統計的軍需物資，這種戰時的緊急遷徙絕不是“搬家”那么簡單。當時的交通工具最理想的就是鐵路和船運，從南京溯流而上抵達武漢之后發現這里不能久留，于是繼續沿江西逃。此刻在四川盆地內數得著的城市只有重慶和成都，前者位于長江沿岸，船開到就能卸貨，后者距離岸邊還有500公里，而當時成渝之間又沒有鐵路，如果物資再從重慶轉運至成都不僅條件不現實，時間也不允許。平心而論，1937年重慶與成都最大的區別除了交通之外就是基礎建設，經過四川幾代軍閥的經營，重慶作為一個城市的功能明顯比成都更加完善。而且從地理上說，重慶扼守長江，背靠大巴山，是進出四川盆地的主要門戶，只要重慶屹立不倒，日軍的機械化兵團就無法突入后方腹地。

　　為民心士氣著想，中央政府不能給國人偏安一隅的聯想

　　歷史上凡是定都成都的要么割據一方，如明末張獻忠;要么偏安一隅，如蜀漢劉禪;要么狼狽出逃，如唐朝李隆基。此時抗日戰爭正以前所未有的暴烈程度進行著，如果引起國人將當下形勢與上述任何一種情形聯系在一起都會導致民眾對政府的信心缺失，這當然是蔣公不愿意看到的。誰也不知道仗還要打多久，但只要國民知道重慶還有一個中央政府在拼死抵抗，中國就有贏的希望。事實上，比鄰長江的重慶也的確把影響力輻射至了江漢平原，甚至是其他淪陷區和未淪陷區。作為抗戰的一面旗幟，這個城市在八年時間里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但也正因為如此才會讓重慶這個名字彪炳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