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國留下一個著名的歷史名詞：“靖康恥”。

　　為什么一場“國難”，被人寒徹心股地稱為“恥”呢?

　　很多史書，不吝筆墨書寫了這場戰爭歷史意義，卻忽略了這場國難的源頭，以及帶給廣大漢民族尤其是漢族女人的巨大屈辱。

　　讓我們從頭說起。

　　北宋初期，與中原漢族王朝并存于中國的塞外王朝中，數契丹族建立的遼國勢力最強。他們經常“南下”，打劫中原，是對宋朝威脅最大的第一外敵。

　　契丹人打劫中原，不僅搶東西，還搶人。他們將北移的漢人和被俘的宋軍俘虜，稱為“漢兒”，鄙夷之態溢于言表。大遼國君耶律氏曾諄諄教導子孫：莫學漢兒之弱。這些游牧民族的皇帝，可謂看扁了宋朝的漢人及軍人。

　　但這與其說是偏見，倒不如說是事實。宋之漢人軍隊，戰斗力之差令世界瞠目。兩宋在作戰中，從頭至尾，幾乎沒有取得過一次戰役級別的勝利，幾百人的勝利就叫“大捷”，軍事作戰能力虛弱，可見一斑。

　　宋軍的戰斗力如此之差，究竟差在哪里?

　　武器和軍費都不差，根源出在精神狀態——軍人素質與戰斗意志。

　　世所共知，唐朝之所以強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唐軍戰斗力非凡。而唐軍之所以戰斗力強，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于軍人素質高，“知青從軍”“胡人從軍”。

　　而宋不然。“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是源自宋朝的流行語。宋政府鼓勵“乞丐”和“閑散人員”來當兵，不主張知識青年當兵，為的是防止兵變與政變，一勞永逸地指點江山。如此一來，“流民”與下層“閑散人員”構成了主要兵源。每逢荒年，宋廷把成千上萬的流亡農民招募為禁軍或廂軍。大量的士兵長期無事可干，游手好閑，軍隊素質極其低下。

　　士兵沒文化，指揮官怎么樣呢?從朝廷下派的主帥，不是文人，就是世襲子弟，那些文人倒是有文化的，可惜他們大都是舞文弄墨的純文人，不懂軍事。

　　兩宋并非無高人看到這一點。北宋熙寧年間，在少年天子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一度啟動了富國強兵的變法，可惜這些“強軍”良策遇到習慣于墨守成規的封建保守勢力阻擊，終歸于失敗。

　　回顧后來的歷史，我們知道，自宋以后，中國歷朝進入了時時刻刻勉強支撐外侮侵襲的應付局面。這種對外作戰“不禁打”不止一個原因，但無法回避的要因，是軍人組成的破裂——從“投筆從戎”到“好男不當兵”，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好男不當兵”自宋以來形成了傳統，“沒文化”成了中國軍隊的特色。從宋代的“流民兵”到后來清代的“煙槍兵”，其成分大都是“學習不好”的社會青年。知識青年對兵戎之事不了解、不關心，“老粗”充斥行伍，不能對國家負起真正責任。

　　話說回來，自“熙寧強兵”未遂后，兩宋的漢民族戰斗力日益退化。北宋初期，對付契丹，以打光楊家血性男兒加上和談送布送幣，尚能應付支撐，到了后期，面對后起的女真金國，卻連招架也難了。

　　在金兵發起對宋都的襲擊，決定北宋生死的東京保衛戰中，宋這邊本來是有機會的。但宋軍的總統帥——徽欽二帝卻先行露怯。金兵壓境，金國大將完顏宗翰(粘罕)發出不可一世的“城下之盟”通牒書，徽欽父子誠惶誠恐，不敢急詔勤王抵抗，竟乖乖回信，說“一一聽命”。金兵圍攻東京，宋欽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靂炮手發炮后竟被梟首處死。

　　接下來，徽欽這對父子皇帝，低眉順首，“奉命”來到了金兵大營，見了宗翰，沒等逼迫，雙膝就自動彎曲下來。華夏皇帝頻頻告饒求和，大漲了游牧部落首領的信心，一半嚇唬，一半武力，以震懾之態，對東京城探囊取物。

　　戰斗結束后，在陷落的東京城中，這些亡國的漢族女性被金兵肆意奸殺，宮宗室婦女幾千人和亡國之君一起成為金軍戰俘，被押往金都上京(今天的黑龍江省阿城)。

　　公元1128年即金天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這些漢族女性經歷了她們北遷以后最恥辱的一幕。史書《宋俘記》記載，“后妃等入宮，賜沐有頃，宣鄭、朱二后歸第。已，易胡服出，婦女近千人賜禁近，猶肉袒。”

　　這一天，金國舉行了隆重的受降儀式，在儀式上，金太宗完顏晟命令宋徽宗、宋欽宗、兩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婦女改換金人服飾，拜謁金人的祖廟。然后，將這些一千漢族女戰俘，在大庭廣眾之下赤裸身體，任由金人挑選，配送金人為性奴。

　　在異族統治者的眾目睽睽下，本族宮廷宗室婦女遭受集體侮辱，作為家長的徽欽二帝竟能忍受、一一順從。宋欽宗的朱皇后感到絕望，作為戰敗民族女性代表，為了捍衛本民族女性的尊嚴，她選擇了以死抗爭。受降儀式結束后，朱皇后即“歸第自縊”，被人發現后救活，她“仍投水薨”。她的這種剛烈行為贏得了敵人的“褒揚”。金皇帝贊她“懷清履潔，得一以貞。眾醉獨醒，不屈其節”，追封她為“靖康郡貞節夫人”。這無疑是對茍且偷生的徽欽二帝的極大嘲諷。

　　金人淫辱宋婦，也給后來的中原王朝婦女提了醒，南宋和晚明再遭游牧民族滅國時，那些宮廷名媛，不是選擇抗爭，就是選擇自殺。而當金人學會善待那些漢族女性時，是在南宋出現了岳飛等將領痛擊金兵之后。可見，一個民族的女人尊嚴背后是男人的脊梁，一個民族的尊嚴是忍不出來的，也是送不出來的，必須是打出來的。

　　當我們每哀嘆這段國恥的同時，不能不延伸思考這樣一個深層“民族變種”問題——同一個漢民族，為什么在唐太宗時能主導世界，而宋徽宗宋欽宗時卻“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們手中，擁有的是同一個華夏“漢魂”嗎?

　　答案是否定的。顯而易見，宋版漢魂較之唐版，已判若兩樣，出現了嚴重的“貧血”癥。而這個病癥，正是趙宋天子刻意制造的得意之作。他們千方百計，“放血”漢民族，就是要把大宋子民變成意中的“馴良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