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4年6月13日，陰歷五月初五，吳王夫差下令，將伏劍自刎的大夫伍子胥扔進了錢塘江。如果你感興趣，可以跟著小編一起往下看。

　　考慮到伍子胥尸首沉于錢塘江一事比屈原投江要早，有些文獻便記載端午節是為紀念伍子胥逐漸形成的節日。就連端午節上的賽龍舟習俗都可能與江蘇一帶擅長舟楫水戰的吳國有關。

　　▲屈原

　　伍子胥對于后世來說是多面的。從冒死直諫吳王夫差的忠臣形象，到掘楚王墓，鞭尸三百，以報父兄之仇的復仇者形象。甚至在宋代還增加了舉薦刺客專諸、刺殺吳王僚的謀逆之名。

　　如今，人們為他立廟祭祀，將潮水現象與之相聯系，形成浙江一帶的潮神文化信仰。

　　這便是歷史人物在流傳過程中不斷演變的結果。就像三國時期的曹丕妻室甄宓，一面是引發曹丕、曹植(兄弟相殘的禍首，一面卻又被演繹成完美的洛神形象。又或者是元末富商沈萬三，從朱元璋)猜忌的罪臣到點石成金的財神爺，演繹著從人到神的進階之路。

　　一：真實的伍子胥到底經歷了怎樣的人生才會留下后世不同面向的爭論?

　　1、父兄在楚國遇害，伍子胥投身吳國，助吳王闔閭破楚稱霸，替父報仇

　　伍子胥，名員(yún)，字子胥，出身于楚國的士大夫家庭。父親伍奢身為太子的老師，被牽連進了楚平王和太子建的矛盾之中。伍家瞬間家破人亡，伍子胥只能忍辱負重，逃離他國。

　　當他到達楚國的宿敵吳國之后，認準了一位有稱霸野心的未來主公子光。伍子胥先是為公子光推薦了刺客專諸，幫他篡位成功。

　　當公子光成為吳王闔閭后，伍子胥又制定了下一步的稱霸計劃。他協同大將孫武，率三萬水陸之師伐楚，在柏舉之戰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吳王西破強楚之后，在伍子胥的謀劃下，又經歷了北敗徐、魯、齊，成為春秋一霸。

　　2、伍子胥冒死直諫下一任吳王夫差，卻遭到賜死

　　下任吳王夫差繼位后，吳越交惡，一場夫椒之戰讓越王勾踐大敗。作為人質，越王勾踐開始了在吳國臥薪嘗膽的三年光陰。

　　越國的謀士文種買通了夫差身邊的太宰伯嚭(pǐ)，讓他勸和。伍子胥立刻向吳王夫差諫言，不可許和!他認為吳越地緣相鄰，將來必然存在吞并關系。

　　可夫差此刻正一心想著齊、晉那些中原的大市場，根本不將手下敗將越國放在眼里。

　　夫差不但沒有聽勸，還以謀反之名賜死了伍子胥。

　　二：一生跌宕起伏的伍子胥在后世又經歷了哪三次不同的形象塑造呢?

　　1、先秦時的忠臣

　　在《春秋經》、《左傳》及《國語》這些古史記載最權威的歷史著作里，伍子胥是一個足智多謀、性格剛烈的耿直忠臣形象。

　　《左傳》詳細描述了他為吳王闔閭伐楚提供了“疲楚”戰術，將吳軍兵分三隊，輪番襲擊楚國，最終拖垮了強楚。

　　為了表現伍子胥敢于直諫的性格，《國語》將《左傳》中他被賜死的結局，改成了因諫言伐齊，主動“伏劍自殺”。

　　由此，在先秦史官的筆下，伍子胥成為了耿直的忠臣。

　　2、漢代的復仇者

　　讓伍子胥形象發生這樣轉變的一個關鍵人物便是西漢史官司馬遷。在他的那本史家絕唱《史記》中，司馬遷詳細描述了伍子胥從楚國出逃的經過，以及在吳國忍辱乞討、推薦專諸刺王僚的故事。這樣，一個忍辱奮發的復仇形象躍然紙上。

　　為了突出這樣的形象，司馬遷更增添和細化了兩處情節。一個是伍子胥破楚之后掘墓鞭尸三百下。這在《左傳》、《國語》中根本沒有提及，即便是后來的《呂氏春秋》也只是提到“鞭墓”，而非“掘墓鞭尸”。

　　另一處改動是細化了伍子胥自刎前的預言。伍子胥自刎前，憤然留下遺言，要家人把他的雙眼挖出，掛在城門上。司馬遷增加了具體的懸掛地點和目的，“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從此，頭懸國門成為熱血為國赴死的經典。陳毅元帥就曾作詩引用，“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以表革命志向。

　　3、宋代的亂臣賊子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宋徽宗時期的史館編修晁補之。

　　大觀三年，宋徽宗命人梳理歷代有所建樹的大臣，欲以追封。而入選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忠君。這時，晁補之對一直掛有忠臣名號的伍子胥提出了異議，認為他推薦專諸以刺殺吳王，實乃篡逆。

　　跟著就有人附和此說法，伍子胥最終被踢出了宋代的功臣之列。

　　三：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演變呢?

　　1、先秦特殊的忠君觀念更側重于伍子胥的盡忠形象

　　先秦的忠君觀念有其相對性與靈活性。當時君臣關系更突出“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莊子就將伍子胥列為比干一樣的忠臣。

　　2、以孝治天下的漢代，血親復仇思想盛行

　　漢初的文景之治，大力推行黃老治術。社會上以孝道為上，輕生重氣的俠義精神深入人心。

　　同時，復仇形象的轉變也與司馬遷的個人遭遇有極大關系。他因為替李陵投降一事說話，被漢武帝處以宮刑。為了抒發心中的憤懣，司馬遷將伍子胥塑造成復仇者形象。

　　▲宋徽宗趙佶(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

　　3、亂臣賊子的轉變是宋代元佑黨爭與理學中忠君思想交錯的結果

　　宋徽宗提出整理歷代功臣，是想強化大臣的忠君觀念，鞏固自己的統治。而晁補之對伍子胥是亂臣賊子的判定，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晁補之不僅是漢代御使大夫晁錯的后代，更是蘇軾的得意學生“蘇門四學士”之一。

　　這樣的身份和地位，意味著他參與了元佑年間的黨爭。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推翻了王安石變法，身為變法派的元佑黨人晁補之也受到波及。

　　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得以復用。晁補之以伍子胥乃逆臣的判定，來抨擊那些所謂忠君的舊黨。

　　當然，伍子胥形象發生大轉變的背后還有社會觀念的因素。受到宋代理學的影響，“忠”擺在了“孝”前面，成為五倫之首。相比先秦時“士無定主”的靈活忠君觀念，宋以后的忠君更強調唯一性。

　　這便是時代的印記。伍子胥從忠臣到復仇者，再轉變為亂臣賊子，除了個體的偶然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時代變更中的觀念不同。

　　這正是組成古史傳播中“層累說”規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