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實現富國強兵，借此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王安石變法革新的思想指導和目標方針，法令措施和方法步驟等都是正確的，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由于各種原因，王安石變法遺憾地失敗了。
宋朝為什么會滅亡?有許多人將賬算到了王安石頭上，認為是王安石變導致了宋朝滅亡!雖然由于呼喚改革的時代潮流等因素使得王安石聲勢大漲，他還獲得過列寧“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之譽。但是，歷史上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卻是以負面居多。
首先，早在宋朝推行變法之前，就有許多名人言之鑿鑿地認為王安石變法導致國家變亂：如宰相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副宰相唐介說：“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其次，“靖康之變”發生后，不少人宋人認為是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國家滅亡。楊時說：“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朱熹說：“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羅大經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最后到了近代仍然有很多人認為是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宋朝滅亡，如林語堂說：“自從中國因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把中國北方拱手讓于金人。”
那么，宋朝真的亡于王安石變法嗎?
應不應該變法?
到宋神宗即位之時，宋朝開國百年，積弊日深，官員、軍隊數量及各項開支激增，財政入不敷出，“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國內危機日益嚴重的同時，邊境還面臨遼國和西夏的威脅及勒索。而宋神宗此時剛剛二十歲，年輕氣盛，迫切希望緩解危機、富國強兵。年輕的宋神宗深信要改變現狀，變法是唯一的辦法。
他還是太子時，就很喜歡讀《韓非子》一類的書，有變法強國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經對宰相文彥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對于朝廷面臨的危機，許多朝臣都有變革的希望。富弼說：“恐須以漸厘革。”甚至邊被視為保守派頭子的司馬光，以及中間派的代表蘇軾等人也主張變革。所以變法，不應該是王安石受到批評的主要原因，關鍵在于應該怎樣變，由誰來領導變法的問題。
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怎樣。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即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御，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在為時十五年的變法實踐中，“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強兵措施加強了軍事力量，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但是，“變法”也弊端百出，如導致國家經濟制度的破壞：政府直接入市“斂財”的行為，破壞了游戲規則。政府本來應該是經濟活動中的“裁判員”，直到規范、監督市場行為的責任，可是按照王安石變法措施，政府直接進入市場“與民爭利”，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雖然短期促進了國家財政收入，卻擾亂了市場行為，破壞了市場規則，紊亂了監督制衡體系，加重了人民負擔，導致腐敗叢生。
特別是王安石急于事功，將財政收入列入官員考核的主要標準，這更是加重了地方官員的腐敗行為及對民間的盤剝。所以雖然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在“理財”上并未出現王安石所預料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情況，由于理財過程中官吏個人意愿及目的、地區差異、腐敗、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響，總體上民戶深受其害，加深了對變法的反感，也動搖了皇帝的變法信心。
其實如果在今天，王安石的青苗法等賺錢之道可以委托給專門的國有企業來推行，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實施減少弊端。可是當時商品經濟還未發展到如此程度，直接由政府官員不顧吃相，入市賺錢，自然是弊端叢生了。對此，歷史學家黃仁宇評價說：王安石……所謂“新法”，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王安石適不適合領導變法?
當然，任何變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出現了失誤及時改正也就是了。所以，變法能否成功的一大關鍵就涉及到用人問題，而王安石最受人詬病的地方就在于——重用奸邪，缺少人望!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范純仁，甚至蘇軾兄弟，他們怎么不約而同地都反對王安石變法?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的曹后、高后怎么也加入到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眾所公認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謂;而變法之后，蔡確、章惇、呂惠卿、蔡京、蔡卞無不被視為北宋奸臣。可這些北宋奸臣卻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靠王安石舉薦起家。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最受人詬病之處的地方之一。如果用人不當，即使是好經也能被“歪嘴和尚”給念歪了，所以變法的失敗也就可想而知了。
同樣是變法，范仲淹就獲得了眾多名臣的支持，王安石卻為什么落得眾叛親離?這與王安石執拗的性格以及變法中采取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變法態度有關。歐陽修對變法不滿，王安石批評他“修擅附流”，導致歐陽修未到退休年齡就告老還鄉;韓琦對變法有意見，王安石罵他“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呂公著對變法提點意見，王安石把他比作“四兇”，罷官了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反對變法，王安石也就對他大力打壓。
一時間，“歐陽修歸隱臨泉、韓琦告老還鄉、司馬光罷官著書、范鎮辭職不仕......”，王安石把能得罪的名臣得罪了個遍。為了變法，王安石可謂六親不認，蠻夠拼的，著名口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深刻代表了王安石此時的變法決心!
但王安石這種變法態度導致的結果就是小人紛紛上位。只要表示堅決擁護新法，盲目推行新法的，不管品行如何，都成了王安石重用的對象。鄧綰說：“笑罵由他，好官我自為之。”許多政治投機家，紛紛利用這一捷徑來飛黃騰達。到最后，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變法的最終結果就是吸干了地方一切的財政資源，專給士大夫和皇室享用，其帶來的惡果比西漢的桑弘羊更甚。雖說這些人使王安石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王安石在用人上確實難辭其疚!
所以，王安石并不是適合變法的領導人選。對于王安石性格上的褊狹偏激，不少人都有認識。宋仁宗批評他不近人情;宰相晏殊在王安石剛踏入政壇時善意地提醒他“能容于物，物議容之”。崔鶠說：“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蘇東坡曾建議曾公亮勸宋神宗不要任王安石這種性格的人為相，然而曾公亮認為皇上與王安石是同一性格的人，無法改變這種任命蘇東坡也曾有針對性地勸告宋神宗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愿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后應之。”這些話曾使宋神宗有所觸動，但他蘇東坡卻隨即被王安石手下支開。
對此，蔡東藩評價說：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
王安石變法對亡國負有責任嗎?
宋朝亡國，直接亡于宋徽宗父子與其帶領下的蔡京、高俅等人的瞎折騰。老百姓譏笑他們說：“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 蔡京 ，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尤其可笑的是，在金兵攻城之際，宋欽宗相信江湖神棍郭京之言，開城門令“六丁神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出戰，導致敵人殺入，真是可惜了周世宗千辛萬苦營建的這座號稱固若金湯的開封城。
但究其原因，宋徽宗這個荒唐的皇帝為何能上位。宋神宗的皇后向氏堅持立性格輕佻的趙佶為帝難辭其咎。那么，不是說什么宋朝號稱“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大臣為何不爭?章惇爭了，他說：“端王輕佻，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但是，不僅無力阻止太后，反而被曾布指責為：“所發議論，令人驚駭，不知居心何在。”章惇與曾布都是王安石提拔的變法派人士，章惇雖然被列入奸臣傳，但他提的意見卻是正確的，可惜變法派內部人士內訌，無力形成統一意見，意讓宋徽宗上位。但是，即使大臣團結，就能阻止皇權嗎?未必!但是，大量逢君之惡的臣子出現，確實加快了宋朝走向滅亡。
對此，王安石是開啟的政治作風是難辭其咎的!這是因為他在變法中實行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作風，極大地加強了政治權力向宰相及皇帝集中，大臣所擁有的對抗君權的權力及作風江河日下，積累下去終于一發而不可收。宋朝終于在昏君佞臣的帶領下加速淪亡。朱光庭說：“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余英時說：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后，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
所以王安石對北宋滅亡所負的政治責任就在于對政治制衡制度的破壞!這是由王安石和宋神宗這一對性格同樣急躁的君臣共同完成的。神宗之前，臺諫和宰相互相制約。宰相稍微有一點點過錯馬上就被彈劾，因此謹小慎微，兢兢業業。宰相一旦受到彈劾，立刻就要在家呆著等待圣旨，不能繼續辦公。這樣宰相根本沒有犯大錯的機會。
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因為臺諫的阻力太大，于是開始選用宰相的人當臺諫。這樣宰相不再有制約，就形成了權臣。權臣為所欲為，就是奸臣。因此宰相對臺諫的控制才是宋朝衰亡的根源。神宗之前少奸臣，神宗之后多奸臣的這個局面，與宰相控制臺諫，破壞了以往有效的政治制度有密切關系。南宋時候之所以權臣奸相依然層出不窮，比北宋更多、更有權力了，原因也在于此。
舉例來說，王安石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標，青苗法就推不動;一下指標，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指標就不顧一切。最后的結局就會造成腐敗。我們可以假設，如果那個時候能夠做到王安石上臺，司馬光監督;司馬光上臺，王安石監督，那他們推行改革時不大刀闊斧，而是小心謹慎，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王安石的個人品質及文章非常好，但是他褊狹執拗的性格及一意孤行的政治態度確實不適合做宰相：王安石的變法，在政治上，權力向中央高度集中，破壞了宋朝的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為奸臣及昏君的主政鋪平了道路，為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在經濟上，政府直接入市賺錢，破壞了宋朝自由發展的經濟制度，為官員的貪腐、吏治的敗壞、人民的困苦及市場的弊端造成了影響，為變法的反對者提供了口舌。
具體來說，政治上，用人不當，使得許多趨炎附勢的奸佞小人成為變法的中堅力量，而這些人只不過是打著變法的幌子為自己謀求利益;變法本身存在極大弊端，被貪官污吏利用，成為其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經濟上，具有極大紕漏的新法加重了廣大勞苦人民的負擔，使老百姓深受其害，失去民心。
當然，變法所集中的權力如果一直在明君賢臣之手，即便如宋神宗及王安石的手里也無所謂，但是一旦落到昏君佞臣之手就危險了。制度的設計不僅要考慮到好的情況，還要考慮到萬一發生的不幸的情況。而后來宋朝果然出了宋徽宗及蔡京這樣的昏君佞臣，而朝廷又失去了制衡他們的力量，北宋就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王安石變法如果不發生，宋朝逐漸死亡;王安石變法發生后，宋朝加速死亡。王安石變法采取的手段只能當作救急藥來吃，用于戰時經濟則可，用于長期制度則非。
所以，說宋朝真的亡于王安石變法，這不免有些夸大，但王安石確實對宋朝滅亡負有一定責任，比如用人不當及黨爭日盛等對國家制衡體系的破壞等。外敵環伺之際，強行變法，撕裂社會，加速了北宋的滅亡。司馬光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毛主席說：“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這些評價可謂公允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