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狹小、軍事孱弱、存在感極低的韓國位列戰(zhàn)國七雄，這是為何呢？接下來，讓小編詳細為您講述歷史的真相，一起來看看吧！

　　公元前334 年，魏國在接連慘敗于齊、秦之后，惠王被迫協(xié)同韓及其他小國諸侯赴徐州朝見齊威王，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即所謂“徐州相王”;此后中國進入了群雄角逐、縱橫捭闔的混戰(zhàn)時期。

　　由于政治改革和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戰(zhàn)國“七雄”當中的齊、秦、楚三國地廣兵強，各自的綜合實力均超過了其他諸侯。三強之間實力相對均衡，誰都沒有絕對把握戰(zhàn)勝對手。因為統(tǒng)一條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強要想吞并鄰國，都會遭到其他數(shù)國的聯(lián)合抵制與阻擊，難以一舉成功。

　　既然兼并天下的時機未到，齊、秦、楚等強國便暫且奉行徐圖進展、謀求霸權的策略。一方面，脅迫或拉攏其他中小國家加入本方陣營，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形成對敵優(yōu)勢，即所謂“合縱”、“連橫”。另一方面，通過蠶食鄰土以增強國力，打擊并削弱爭霸對手。待到時機成熟，再來掃清寰宇，一統(tǒng)海內。

　　在這一歷史階段的政治斗爭里，韓、魏兩國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它們所附從的某個強國往往會取得作戰(zhàn)的勝利，甚至能夠不戰(zhàn)而迫使對手割地求和。齊、秦、楚為了達到控制韓魏的目的，在軍事和外交活動中各施謀略。而齊、楚爭霸失利，秦國最終獲勝，得以獨步天下，這一結果與他們爭奪韓魏的成敗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韓國所處的地利形勢

　　軍事地理學上的“樞紐區(qū)域”，也叫做“鎖鑰地帶”，指的是處于交通要道，在對立作戰(zhàn)的雙方或數(shù)方中間的“兵家必爭之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奪取、控制了這一區(qū)域，就可以阻擋敵方的進擊，并使自己能夠向幾個戰(zhàn)略方向運動兵力，獲得戰(zhàn)爭的主動權。戰(zhàn)國中期的樞紐區(qū)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韓、魏兩國構成。

　　韓國在軍事地理方面的特點：

　　首先是處于東亞大陸的中心，控制了當時中國幾條重要的水陸交通干線。

　　如通往東西方的陸路有：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鎮(zhèn)臨晉、陜、焦、曲沃屬魏，宜陽和東端的成皋、滎陽與管屬韓;晉南豫北通道中段的上黨、軹道分屬韓、魏。

　　連接南北方的大道則由燕趙南下，進入魏地的鄴、朝歌，渡過黃河，經韓之管城(今河南鄭州)、國都鄭(今河南新鄭)，直赴楚國的方城。聯(lián)系全國兩大經濟區(qū)域——關中與山東的水路，是由消水入黃河，歷三門、孟津，到達韓之滎陽、魏之延津，黃河中游河段兩岸多是韓、魏領土，幾處重要渡口如陜津、武遂、河陽、白馬俱在其內。滎陽又是黃河與濟水的分流之處，魏惠王時開鑿鴻溝運河，把濟水與汝水、泗水、淮水聯(lián)結起來，在河淮之間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交通網，韓之滎陽與魏之大梁都是總綰幾條河道的樞紐。

　　其次，是韓國的綜合實力略弱于齊、秦、楚等強國。

　　韓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種植業(yè)的發(fā)展，國家亦因此貧弱。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谷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yǎng)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再次，韓國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敵，尤其是被齊、秦、楚三強包圍，在軍事上處在十分不利的狀態(tài)，使本來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例如《韓非子·存韓》曾言: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

　　韓的較弱國力與地理特點造成了它們在群雄割據(jù)混戰(zhàn)中的被動，在軍事戰(zhàn)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備，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書·兵守篇》曾詳細論證了這個問題, 總結說：“四戰(zhàn)之國務在守戰(zhàn)。”從史實來看，若無大國支持，韓國尚不具備與其他強國(齊、秦、楚)對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晉為主的五國合縱攻秦遭到失敗，就表明了這一點。

　　第四，由于韓國四面臨敵，國力較弱，在復雜激烈的兼并戰(zhàn)爭中，不得不注重審時度勢，結交和依托強國，以求生存發(fā)展。

　　韓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數(shù)十萬兵力，使之對周圍鄰國的安全及爭霸擴張具有重大影響;與其聯(lián)盟，力圖控制和利用韓國，被當作這些國家軍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

　　二、韓國的變法圖強

　　戰(zhàn)國初期的韓國也和趙國有相似的毛病：國內政治混亂，具體表現(xiàn)為頻繁的遷都和弒君，遷都可以理解為一種尋求政治平衡的選擇。三晉分晉之時，韓國國都本在平陽，大約在山西臨汾附近，后來遷都到宜陽，后來韓景侯又遷都到陽翟，到韓哀侯時期，滅掉鄭國，就遷都新鄭，算是徹底穩(wěn)定下來。

　　而弒君是緊隨著頻繁遷都而產生的。在陽翟為國都時期，就發(fā)生了著名的聶政刺韓相俠累的事件，這一事件之后，韓烈侯甚至答應嚴遂終生為相。之后繼位的韓哀侯雖然滅掉鄭國，但自己卻被一個叫韓嚴的人殺死。這個韓嚴又是一個不得而知的人物，可見韓國史料的渺茫不可尋。而在韓昭侯在位期間，發(fā)生了一個“韓姬弒悼公”的事件，這個“悼公”顯然不是韓昭侯，因為在這之后韓昭侯還在位十幾年，而同時期其他諸侯國又沒有一個謚號為“悼公”的國君去世，令這一弒君事件疑竇叢生，成為孤證。但不論怎么說，韓國在戰(zhàn)國初期都是一個政治十分落后的國家。

　　韓昭侯登基后，起用法家人物申不害為相，在韓國實行社會改革。申不害的變法，原則也是“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但重點卻主要放在講求君主統(tǒng)治之“術”上。提倡“治不逾官”、“循名責實”、“挾知而問”等做法。韓國的這一改革，在短時間里扭轉了國家外遭強敵侵凌、內部法紀混亂的局面，初步收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申不害主張搞君主的專制獨裁,把權柄集中于國君一人,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這是和衛(wèi)鞅、吳起等法家相同的。

　　申不害不但主張國君要用術,而且要求各級官吏只能做職權范圍內的事,不能越職辦事;凡不屬于職權范圍內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講。申不害曾說:“治不逾官,雖知弗言。"其目的還是為了防止臣下篡奪大權。但是這樣一來,只能使得國君聽不到真實的意見,不了解真實的情況,所以韓非曾對此提出批評(《韓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所講的術,客觀上是君主專制統(tǒng)治體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產物。這種陰謀權術,不僅國君可以用來駕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來爭權奪利“故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韓非子·定法篇》。申不害這樣用術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成效是比較差的。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wěn)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但韓國的改革有一個根本性的局限，即不大重視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各個方面進行徹底性的變革，因而效果受到影響。變法主持人韓昭侯、申不害一死，改革就不能繼續(xù)下去，終戰(zhàn)國之世，韓國一直積弱積貧，無太大的作為。

　　韓國雖然處于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并列的戰(zhàn)國七雄之一。我想與申不害的變法也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