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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有七個主要的強國，每個國家都有不俗的實力。楚國的面積最大，達1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500萬;齊國經濟實力最強，有人口300多萬;魏國最早在戰國時期強大起來，占據大量的肥沃土地，有先發優勢;趙國建立了強大的騎兵，占據高原俯瞰六國。而秦國在七國中經濟文化是相對落后的，為什么可以統一全國呢?關于秦國統一的原因，古人多有論述，小編則總結一些主要的因素，進行深度解析。
一，獨以一面制諸侯的地理優勢
秦國位于關中地區，是著名的天府之國。關中自古為四塞之地，東邊有函谷關、崤關、武關、潼關等要塞扼制通往關東的要道，易守難攻;北邊是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在匈奴崛起之前，該地區是沒有任何強大的游牧民族威脅;南邊是秦嶺、大巴山，道路難行，難以對關中造成威脅;西邊則是西羌、義渠、西戎等族的活動區域。
戰國局勢
在秦國強大之前，其威脅主要來自于西邊的游牧民族，而秦國也是和這些游牧民族的斗爭中不斷崛起的。春秋時期，秦國主要和西戎作戰，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大大削弱了西戎的威脅。戰國時期，又兼并了義渠之戎，使得秦國的后方在無威脅。因此，在戰國的時候，秦國的威脅基本來自于關東地區，因此形成了“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局面。而兼并了西戎地區，也使得秦國擁有了天然的養馬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為建立強大的騎兵提供了保障。
秦國在地理上另外一大優勢就是擁有兩大農業產區，為戰爭提供了充足的糧食保障。關中地區，位于渭河流域，地勢平坦，沃野千里，十分適合于農業生產，因此被稱為“天府之國”。商鞅變法時期，頒布“墾令”，鼓勵農耕，招徠移民，大大促進了關中地區農業的開發。戰國后期，鄭國渠修建，“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另外一大農業區是巴蜀。前316年，秦國滅吞并巴蜀。此后秦國在這里不斷進行開發，有著名的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成為了第二個“天府之國”。
成都平原
和秦國相比，關東六國基本平原相連，缺乏秦國的優勢。魏國雖然占據的平原地區較多，但是處于四戰之地，又險可守，導致兵力分散。最終魏國因為周邊的齊、秦、楚進攻而衰落。燕趙大地多山區，雖然可以俯瞰天下，但是農業生產不夠穩定，同時也面臨齊國的威脅。齊國地處山東半島，但是也同時和燕、趙、魏接壤，最終因為五國聯合進攻而衰落。楚國雖然面積大，但是境內土地大多數沒有得到開發，出現了地廣人稀的局面。楚國北部邊界線太長，同時要防御秦、魏、齊三大強國，也造成兵力分散。而韓國太小，沒有多少競爭力。
二，秦國的集權程度化最高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在政治上的總體發展趨勢就是分封制不斷被中央集權制取代，貴族制度逐漸被官僚制度取代。分封制度嚴重削弱了國家的力量，因此進入戰國后，各國都推行了大規模的改革，魏國有李悝變法、楚國有吳起變法、齊國有齊威王新政等。不過列國的變法中，秦國商鞅變法是最徹底的。
商鞅
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就是加強集權。他經濟上廢除了公社殘余的井田制，推行了土地私有制，也就瓦解了貴族的經濟基礎;廢除分封制，推行了郡縣制，使得地方垂直控制于君主的手中;實行“一法而治”，也就是廢除了過去“刑不上大夫”的禮治，加強了君主和國家的權威;廢除舊世卿世祿制，推行軍功授爵制，也就是將貴族世襲的權力取締了。這些政策，使得秦國的貴族勢力遭到了慘重的打擊，而君主的專制得到了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也就有利于集中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了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也可以進行了大規模的對外征戰。
鄭國渠
商鞅變法的另外一個核心就是“一民”政策，也就是嚴格控制平民的生產、生產、思想。“一民”的方法在于操縱賞罰的杠桿，“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通過一些非常手段來引導百姓順從。“賞”是利用民眾的功利心理來進行誘導，“罰”就是使用強制措施進行禁止。農戰政策就是“一民”政策的具體體現，他想規定百姓必須從事于農業或者戰爭，嚴厲打擊工商業、娛樂業等。通過參戰，可以得到了更多的物質、權力獎勵。為防止百姓偏離“一民”軌道，就出臺嚴刑峻法來限制。農戰政策一是提高了秦國的糧食產量，二是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虎狼之師”。秦國的國家基本為農業和戰爭服務，演變為戰爭機器。
秦法
商鞅被車裂之后，商鞅制定的制度和法令得到了長期的貫徹和執行。直到秦始皇建立了秦朝，其基本的政策依然沿用了商鞅制定的政策。《史記》給了商鞅變法十分肯定的評價：“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不過這種所謂“秦民大說”乃是變法最初的帶來的效果，這種政策長期推行必然帶來“天下苦秦久矣”的反面作用。
和秦國相比，關東六國的改革就顯得不那么的徹底和激進了，其中齊、楚兩國保留了大量的分封制殘余，國內的力量難以統籌。根據考古發現，關東六國的墓葬從君主到平民呈現幾個等級差距，而秦國的墓葬則是君主墓葬獨大，這恰恰反應了東方六國的君主權威還未達到高度的集中。如楚國，吳起變法嚴重威脅到了貴族利益，最終被處死，變法也被廢除。戰國中后期，“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等封君，他們擁有很大的權威，甚至高于君主，這就是分封制殘余代表。
三，國家政策的連貫性和持續性
在君主國家，君主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這方面，秦國無疑是相對幸運的，秦國從秦孝公開始，經歷的惠文王、秦武王、昭襄王、莊襄王、秦始皇都是十分出色的君主。這也就是避免了秦國在某一代出現崩潰和大面積腐敗的局面。這一點，東方六國就沒那么幸運了。楚國從楚懷王開始，基本都是昏庸無能之君，齊國從齊愍王開始就基本是庸君，魏國只有戰國初期的魏文侯才算一帶雄主，之后的君主嚴么昏庸，要么出現了重大的失誤，而燕趙出色的君主只有燕昭王和趙武靈王。
秦孝公
國家的君主沒有遠見，不僅嚴重削弱了國家的實力，也導致外交政策的不穩定。秦國強大起來后，形成了“合縱”和“連橫”斗爭的局面。“合縱”就是關東六國形成聯盟共同對付秦國，“連橫”就是秦國拉攏東方一國來破壞“合縱”。在初期，合縱多次顯示出了力量，前296年，孟嘗君聯合齊、魏、韓三國伐秦，秦國被迫歸還侵占的土地。但是合縱的政策并沒有得到堅持，后來楚國背叛聯盟，導致齊楚聯盟破滅，楚國被齊、秦兩國進攻，實力衰落。此后的合眾都是不成氣候的。
秦國君主一直堅持扶持東方弱國以進攻強國的政策。在魏國遭到打擊后，魏國主要成為了秦國的連橫對象，有了魏國作為緩沖，六國就難以直接進攻秦國。齊國則是秦國連橫針對的對象，雖然秦國并未直接出兵攻打齊國，但是連橫以抗衡齊國是基本方針。前284年，樂毅帶領燕、趙、楚、韓、魏五國攻齊，導致齊國衰落，這是戰國局勢變化的關鍵一次戰役，也標志著秦國的連橫戰略取得了勝利。此后，秦國又轉而采取“遠交近攻”的政策，穩住齊國，各個擊破。
人才是戰國不可多得的資源，各國都興起養士之風，所謂“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而秦國本土由于文化相對落后，造成了人才的缺乏。不過秦國卻廣泛地引進他國人才，秦孝公時有商鞅、惠文王時張儀、昭襄王時有范雎、嬴政時有呂不韋、李斯等，這些人才都來自于他國，但是為秦國效力。嬴政時，曾下達“逐客令”，李斯于是上《諫逐客書》，論述了他國人才對秦國的重要性，讓嬴政收回了命令。
關東六國則不同。魏國曾是人才大國，魏文侯因為重用人才而強大，但是之后的吳起、商鞅、張儀、范雎、孫臏都被排擠出魏國，人才流失嚴重。齊國是戰國時代的人才聚集地，但是他們多研究學術活動，很少參與政治活動，對國家大政方針很難起到作用。燕國在燕昭王時廣招賢才，但是卻主要用于攻伐齊國，此后的君主也沒有類似行為。
秦國總體的政策較好，富有持續性，因此秦國在戰國時代的疆域就不斷擴大。到了戰國中期，秦國的面積已經僅次于楚國，人口達到了500萬，和楚國相當。而其他六國在面積上和人口上難以和秦國抗衡。隨著秦國在軍事上、外交上的不斷勝利，最終秦國在長平之戰后形成了獨霸的局面，統一六國的形勢已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