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漢文帝的治國之道讀者，下面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縱觀歷史，西漢時期的“文景之治”乃是中國封建時期的第一個盛世，《史記》作者司馬遷曾用動情的筆墨記敘“文景之治”時的生活場景，“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這一安寧繁華社會的出現，顯然都要歸功于盛世開啟者——漢文帝劉恒。太史公不吝言辭地稱贊漢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若非漢文帝仁德施政，這清明通和的盛世也不會享譽史冊。那么，漢文帝的仁治到底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他的治國之道又是什么?
▲太史公司馬遷劇照
克己欲、抑己惡，以厚天下
據史書記載，漢文帝劉恒早期曾有諸多享樂縱欲的嗜好，比如喜好游獵，“(帝)日日射獵，擊兔伐狐”，甚至癡迷到了“一日再三出”的程度，大臣賈山曾為此上書勸諫。除喜好游獵之外，文帝還常常縱馬馳騁以尋求刺激，史載“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大臣袁盎以帝王安危關系國家社稷安定為由進諫文帝，成功讓他放棄了這個危險的嗜好。
▲畫像磚拓片《漢代車馬出行圖》
另外，曾有不少地方官員進獻千里馬給漢文帝，漢文帝在戒掉騎馬兜風的愛好后，“(帝)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然，對于宮廷所用御馬，他也下令加以縮減，“省廄馬以賦縣傳”，減少御馬數量并將其供給普通郵驛，以節省國家開支。從這些方面都能看出，漢文帝善于虛心聽從諫言，能夠克制自己的欲望，積極改正自己的不足之處，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喜好之前，即“克己欲以厚天下”。
漢文帝在“克己欲”和從善入流的同時，還難能可貴地做到了“抑己惡”。最典型的便是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判處此案“一人犯蹕，當罰金”，因受到驚嚇而極為惱怒的漢文帝認為此案處罰太輕，張釋之以法為準據理力爭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很明顯，漢文帝并非圣人，也會惱怒，但他在聽取臣下的判處依據后，內心進行了一番關于“私我”與“公法”的斗爭，最終國家法理戰勝了帝王的內心意志，漢文帝拋卻帝王尊嚴而遵從國法，認同了張釋之此前裁斷，而不像其他帝王那樣將個人意志凌駕于國家之上。漢文帝為人處事奉行“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將自身仁善推及百姓，從而成為史上第一位真正實踐儒家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封建帝王。
舊兼新、文同武，以盡臣才
劉恒當初還在封地為王的時候，其實與長安諸臣并無太多瓜葛。高后呂雉死后，長安歷經一場血腥政變，身居北地代國的劉恒在倉促間被眾臣選中繼承帝位。啟程趕赴長安之時，劉恒所帶親信只有宋昌、張武等寥寥數人，史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雖然為鞏固手中權力和保住自身性命，漢文帝入主長安后立馬下令宋昌領南北軍，拱衛京城與皇宮外圍，張武任郎中令負責宮城治安，但他并沒有將這種非常時期的倚重演化成一種用人傾向——宋張二人只是在恰當的時間各盡其才，事后并未成為權臣，而這也是文帝為國用人的高明之處。
▲西漢未央宮(現代數字化復原)
很多皇帝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往往會刻意提拔自己的親信心腹，尤其是那些“從龍之臣”更是恨不得個個加官進爵。然而漢文帝卻不然，在合理任用從代國來的親信之外，他也對漢高祖和高后時期留下的老臣頗為器重。說起來，當初正是在以陳平、周勃為首的高祖舊臣擁戴之下，劉恒才能突出重圍登基稱帝，這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閱歷廣、資歷久，再加之長年身居要位，文帝即位后，為了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前途，必須繼續重用他們。
史載“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等榮獲軍功的老臣先后被文帝任用為丞相。在張蒼因推算律歷失準與薦人失察而被免相后，漢文帝曾想借此改革“非軍功不能為相”的用人制度，《史記》記載：“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陳平劇照
本來，漢文帝是打算任命小舅子竇廣國為相，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還是決定任命以勇健材力見長的高祖舊臣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文帝即位后，先后任季布為河東太守、欒布為將軍，派遣陸賈出使南越，召田叔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云中太守。上述眾人治理地方與完成任務，無不政績出色，文帝對高祖舊臣一派確實是做到了人盡其才、量才任用，不論文武均同等視之。
當然，漢文帝的用人觀還體現在他通過舉賢良征辟、直接咨詢和間接考察等途徑，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劉恒召賈誼為博士后，又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潁陰侯隨騎賈山依詔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則在數年之內由太常掌故，升遷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為博士，拜太子家令，后又因對策精辟升為中大夫;張釋之則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期間又因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拜中大夫，最后官至廷尉，史載“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
▲漢代文臣蠟像
馮唐則因論將有味，帝令其持節云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文帝起用的這些新人，無不身懷才干，他們就任后對朝中政治、經濟、邊防和軍事發展變革有著極大貢獻。文帝一朝，老臣“少文多質”以持重，可穩定社會，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臣則銳意革新，明鏡高懸，變革天下。文帝兼兩者而參之，使眾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有條不紊地處理軍國大事。
懷并安、削與擴，以置諸侯
漢文帝雖然知人善任，有著一顆仁厚之心，但也應注意到，就是因為自身太過仁義，才導致文景兩朝的諸侯藩王問題日益嚴峻。漢文帝在位時期，驕縱淮南王劉長、吳王劉濞等諸侯王，賈誼及晁錯等人力勸其削藩，文帝未能全數采納，最終釀成了景帝時的“吳楚七王之亂”。
▲今人仿建漢代皇宮
不過漢文帝之所以放縱各地諸侯王，也并非全因仁義，乃是由其在位時的國情決定。彼時匈奴強盛，文帝若是不顧邊境安危，對各地諸侯痛下殺手，匈奴勢必南下掠境，國家內憂外困相交則必定風雨飄搖。匈奴問題高懸于頂，促使文帝對待各地諸侯只能采取懷柔政策。再者，長安一眾高祖舊臣在崤山以東與巴蜀等地也有封邑存在，漢文帝的一封詔書中曾寫明“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
▲漢高祖劉邦劇照
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身居高位的老臣，早在漢初就被授予侯爵，也是他們聯手推翻了呂氏外戚集團，迎代王劉恒入長安為帝，功勞最大的周勃事后被文帝加封為萬戶侯，掌百官丞相之職，史載“(周勃)朝罷趨出，意得甚”。若是貿然削藩，這些與山東諸侯王關系密切的老臣會不會功高得意而僭越謀反?文帝不知道也不敢嘗試，當年呂后剛死之時，呂產、呂祿等人不敢立刻進行逆謀，就是因為內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能夠制衡這些德高望重且勢力強大的高祖舊臣，恐怕也只有山東的諸侯王們。出于多方面考慮，漢文帝最終沒有驟然削藩。
▲西漢梁王劉武劇照
當然，漢文帝對于削弱諸侯強國勢力也并非沒有部署。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愿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周亞夫平七王之亂示意圖
這封奏疏的大意就是建議漢文帝冊封皇子到梁、代等軍事要地就藩，并擴大兩國領地，以拱衛長安。文帝采納了賈誼的建議，將最寵愛的嫡次子劉武派到梁國，監督防御吳楚等諸侯強國。景帝七國之亂時，這一部署發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劉武率眾力抗反軍，周亞夫很難在三個月的時間里徹底平定叛亂。
漢文帝仁德修身、治民安境，其長時間地推行仁政既是百姓社稷之福，也為他本人贏得千古美譽，成為歷代贊頌的圣明天子。“富由德興”、“德者得也”，仁德施政才能開創盛世，漢文帝以其成功的治國實踐，讓世人清楚地看到了統治者的仁德人格會對國家政治造成什么樣的有利影響。從這一點而言，后世想要締造盛世的帝王，幾乎無不效仿，但卻再沒有一人能夠超過漢文帝劉恒的高度。
參考資料：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第十》《漢書·卷四·劉恒紀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