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內蒙古的河套地區，秦朝大將蒙恬率領以步兵為主的秦軍，與兇狠的匈奴騎兵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由于秦剛剛統一天下，秦軍士氣正旺，最終成功地奪取了河套地區。匈奴殘部望風而逃，遠遁大漠。

　　然而勝利的秦軍得到的命令卻不是繼續攻占漠北，而是轉攻為守，三十萬大軍以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的北方長城為基礎，就地修筑長城，從西北的臨洮一帶一直延伸到遼東，形成了橫貫東西的萬里長城。

　　那么秦始皇為何放棄進攻，而選擇修筑長城呢?

　　事實上，任何一種軍事力量都是由其背后的社會結構所支撐的，在秦軍的背后是一個剛剛被整合起來的黃河流域鐵器時代初期的農耕文明，這就決定了秦軍乃至日后所有從中原發家的軍政集團都無法做到對匈奴-鮮卑-突厥-蒙古等一系列草原游牧勢力的徹底消滅。

　　地理學上講到:“長城走向與400毫米等降水線相重合”。這條線對于中國古代史而言，是最為重要的地理分界線，與它能夠相提并論的可能唯有秦嶺淮河一線了。這條長城線，雖然對于我們現代工業文明而言并不是一個足以影響到社會結構分野的分界線，但它對于以成熟的農耕文明為古代文明主體基石的古代史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這條長城線以北，就是古代農耕文明所無法存續的氣候環境，若想在這種環境下維持軍事存在，就必須付出遠超黃河長江腹地十倍百倍的成本來：農耕人口必須靠遷徙、降水稀少必須靠河流綠洲、寒冷環境只能產出遠低于中原的產量、服裝被褥的生產也需要靠黃河流域產出補給，若不是河套平原的連片陽坡河邊綠洲的存在，蒙恬戍邊壓根就不可能實現。

　　換言之，農耕文明在河套平原存在的情況下，能夠做到戍守邊塞便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向陰山以北地區的掃蕩與征服就更是難上加難。從秦漢帝國的巔峰時期——漢武帝一朝不斷打擊匈奴，以至于后期國力虛耗到流民四起的程度，就可以看出“滅匈奴”對于秦漢兩個帝國的成本是何其之大。而且，秦朝在空間上其實僅僅是以黃河流域作為基本盤的政權，其對南方長江流域乃至關東地區的治理“熟度”遠遠不夠，而匈奴在此時雖然尚未完全控制塞外之地，但也是冒頓單于奪位并拳打四方之前，實力未必能夠小覷。從空間資源調集程度上講，剛剛經歷戰國時期兼并戰爭的黃河流域未必能夠負擔得起跨氣候帶的遠征作戰，并一舉挫敗剛剛成為陰山霸主的匈奴。

　　更何況，秦軍的主體構成依舊是戰國步卒，并不具有在戰略機動性上能夠在漫漫草原抗衡并殲滅全民皆兵、全兵皆騎的匈奴主力之條件，在獲得優良馬種與天然馬場以前，在陰山與黃河之間建筑邊塞堡壘(秦長城的基本形態)，充分利用步卒的守城優勢，把一個個邊塞相呼應地連綴在河套平原上，并充分利用北方的各處山脈(從燕山到陰山)才是秦王朝在前述自然地理環境下的最優選擇。

　　加之匈奴遠在蒙古高原，倘若秦軍出動，勢必使得補給線加長，不利于后勤的供給，對于戰爭的持續有很大影響，再加之六國滅亡后關東需要安撫，南方也需要加大投入，出于種種考慮，秦始皇于是沒有進攻匈奴，而且修筑了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