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電視上看過擊鼓鳴冤、冒死攔御駕，其實，古代真實的舉報遠不止這么簡單……為了征集到舉報線索，統治者在公堂和民間設了各種舉報工具，誹謗木、登聞鼓、銅匭……這些五花八門的舉報方法你都聽過嗎?
在唐朝，知而不報者要處以絞刑、流放兩千里;在明朝，朱元璋規定民眾可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各朝代的舉報制度到底有著怎樣的不同?而那些著名的舉報案背后又藏著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官方舉報的流程：御史大夫負責“舉報”官員
“中國歷史上的每個朝代都會想很多辦法，來監督官員的行為，御史監察制，就是一種官方的糾舉、彈劾百官的制度。”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仁善說，從秦朝起正式確立了御史制度，這成為監督官員的一個好辦法。
中國古代政治上的監察，是以君主任用御史作耳目開始的。御史，最初是王室事務總管的屬官，以后逐漸演變為中國專制社會監察官的一般通稱。
到了秦朝，御史已經變為負責糾察彈劾官吏的御史大夫。秦朝在中央置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官署共同組成的朝廷機構。御史大夫為副丞相職，位列“三公”，地位顯赫，專司“糾察百官，辨明冤枉”，兼有監察、監督的職能。
漢代將全國劃分為13個監察區域，每州部設刺史一人。漢朝規定，即使丞相有罪，也由御史大夫按察。西漢末年專門的監察機關御史臺第一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標志著中國專制社會監察制度的基本形成。
張仁善說，唐代御史制度進一步擴大和完善，在御史臺下設有臺院、殿院和察院，掌管中央到地方官吏的糾察，參與大理寺審判活動，審理皇帝交辦的貪贓枉法等案件。
元朝御史臺和中書省、樞密院鼎立，不僅設置監察官員多，而且品級也高于歷朝。明代改御史臺為都察院，享有廣泛的職權，專職彈劾百官，辨明冤枉。清朝都察院與刑部、大理寺組成“三法司”，成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總體說來，監察官上報彈劾的建議，經長官批準后，就正式提出彈劾，并公布于眾，經過查證后進行懲處。這就是古代官方舉報基本的流程。
御史大夫專職“舉報”官員，那么，舉報的信息是從何而來呢?張仁善說，除了御史主動查以外，官方也設立了很多征集渠道，當事人可以通過這些途徑來進行舉報。我們來認識幾種舉報所用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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缿筒：最早的舉報箱
最早的“舉報”傳說中是從堯舜開始就有了雛形。
據史籍記載，遠在堯舜之時，就有了讓百姓議政的“進善之族、誹謗之木”，舜繼位后，在朝廷前設立木牌，名“誹謗木”，讓百姓把批評意見寫在木牌上，也叫做“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那時候“誹謗”的意思，并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誣陷，而是“責過失、論是非”。后來，漢代君主又將謗木改成了“桓木”。
“漢朝時，出現了我國最早的舉報箱。”張仁善說。
據史籍記載，這是由漢宣帝時的名臣趙廣漢創立的。他到潁川任郡守時，發現潁川土豪結黨營私，魚肉百姓，而民眾敢怒不敢言，不敢直接到官府進行舉報，趙廣漢決定徹底治理。他令人制成了一個接受信件的器具，叫做“缿筒”(缿音xing)，形狀像瓶子，上面有個小孔，可入不可出，就像我們熟知的存錢罐。
舉報箱設立以后，趙廣漢便令部下拿到各地懸掛，并張貼告示，鼓勵民眾投書舉報，保證為他們保密。官吏和群眾紛紛寫信反映土豪劣紳的不法行為，趙廣漢根據舉報的線索，組織力量進行調查，掌握真憑實據后進行了嚴厲打擊，使奸黨散落，穩定了社會安定，趙廣漢也因此名聲大振。
登聞鼓：擊鼓升堂是包拯所定
我們常在影視劇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門口擊鼓鳴冤的場面，所擊的大鼓就是登聞鼓。登聞鼓也是舉報的一種器具。
追溯登聞鼓的源頭，有一說是西周時期的路鼓，是申訴者打擊宮門外所設的鼓，由專門受理路鼓的人先傾聽申訴，再告知于周王，學界一般認為，路鼓是后來“登聞鼓”制度的前身。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相傳堯舜禹時代時，就已經有了“登聞鼓”的雛形，當時曾設立了給要直言諫諍或申訴冤枉者使用的“諫鼓”。宋人認為這是登聞鼓的始源。
登聞鼓正式出現是在晉朝。晉武帝時在朝堂之外或都城內設登聞鼓，百姓可以擊鼓鳴冤，有人負責記錄狀子上奏，以后各朝代都有登聞鼓。像宋代不但有登聞鼓，還有管理登聞鼓的機構。
據陳建邦的《我國古代肅貪倡廉機制考》一文介紹，原來，登聞鼓還與包拯包大人有段故事：“北宋時老百姓到衙門告狀，先得托人寫狀子，通過衙門小吏傳遞給知縣。一些訟師惡棍乘機敲詐勒索。包拯破了這條規矩，老百姓要訴冤告狀，可以到府衙前擊鼓。鼓聲一響，府衙就要大開正門，讓百姓直接上堂控告。”
到清朝順治年間，“設登聞鼓于都察院門首，每日輪流由御史一員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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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匭：武則天設的“四扇門”
今天，意見箱隨處可見，可在唐代時這可是個稀罕物。公元683年，唐高宗死后，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之一是由朝廷置匭(音guǐ)，接受臣民的投書。
張仁善介紹，銅匭是一個方形銅匣，與今天的意見箱相似。在東南西北各置門，可進不可出，四個門各有作用。據馮鐵金《古代的舉報制度》一文介紹，東面名曰延恩匭，青色，喻仁義，有賦頌及希望得到官爵的信件投此門;南面名曰招諫匭，丹色，喻忠信，有言時政得失直言諫諍的信投此門;西面曰申冤匭，白色，喻公平，鳴冤叫屈的信件投此門;北面曰通玄匭，黑色，喻聰智，有玄象災變及軍謀秘第的信件投此門。臣民有舉報，都可以根據內容放入不同的匭內。為了能及時看到“舉報信”，武則天還下令設置“匭使院”，隸屬中央三省之一的中書省。
武則天也對舉報人給予獎勵和特殊保護政策——誰是舉報人不得詢問，對不實者不加追究，還提拔告密者做官。這就給那些善于狐假虎威、見風使舵的小奸吏提供了迫害異己的機會，這些人多無賴出身，性情殘忍，善于羅織罪名，造成了新的危機。來俊臣寫過一部《告密羅織經》，是專講羅織罪名、角謀斗智的書籍，此時，舉報就已經變了味。
各朝舉報制度
除了各朝出現了不同的舉報“工具”，各朝代舉報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唐朝：知而不報會獲刑
“唐代的律法已經比較完善了，此后歷代均以唐朝為楷模，律法上多為沿襲。”張仁善介紹說。唐朝的舉報叫“舉劾”。舉劾是指唐朝監察機關、各級官吏代表國家糾舉犯罪的訴訟。
在唐律里，不舉報是犯罪的。如果知道一個人謀反且有辱皇家威嚴，犯下大逆不道罪責時，卻不去舉報，那么不告發的人將被處以絞刑;知道一個人有謀反罪責卻不舉報時，將被流放兩千里。此外，如果知道有人盜竊、殺人，或者知道鄰居有人犯罪了，主管官知道下屬犯罪了，都要去舉報，否則都會處以各種刑法。
但是，也別以為在唐代，舉報制度就如此嚴明，在唐代有些人你是不能報的，即便有理，你報了也要獲刑。唐代有“同居相為隱”的原則，就是說親屬之間，除了謀反等嚴重犯罪，你是要替他隱瞞，不能舉報的。唐律規定卑幼者告尊長，即便你說的都是事實，被告視同自首，而告者有罪。
至于告祖父母、父母，以及奴才告主子的都要處以絞刑。還有那些80歲以上、10歲以下的人，以及身體有殘疾的人，他們基本也都沒有舉報的權利了。在押囚犯一般也不許舉報別人，除了監獄官吏虐待囚徒，或者知道他人有謀反等嚴重犯罪。
匿名舉報挨50大板
“唐朝舉報一定要實事求是，否則誣告反坐，就是依照所誣他人罪的性質與輕重，反坐誣告者罪。”張仁善說道。
除了禁止誣告外，唐朝還嚴禁投匿名信舉報，違者打50大板，或者流放兩千里。替人寫訴狀添油加醋，與事實不符的，也要打50大板。另外，唐律還禁止越級訴訟，特殊情況下允許直訴。按照規定必須自下而上，由縣到州，再到中央舉報。對于越級上訴，以及官府受理者，各打40大板。但對于“謀反逆叛”等嚴重犯罪，不受此限。
對于案情較重，又有冤屈不能申訴者，可以不按流程，徑直向中央有關部分甚至皇帝告狀。因此唐律規定三種直訴的形式有：邀車架、上表陳情、擊打登聞鼓。
“但是，邀車架可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因為沖突皇帝儀仗也是要治重罪的，除非那些冤屈特別重的人，已經豁出去了，一般人還是不敢通過攔皇帝的轎來告御狀的。”張仁善告訴記者。
而且唐朝為了避免誣告案件的發生，還推行一種特殊的慎告制度——“三審”，即司法機關要求告發人經過三次慎重的考慮，然后才受理。司法官在接受告發之初，都向告發者交代清楚誣告反坐的責任，令其回家考慮，如此三次，如果還是堅決要告發的，這才受理。
明朝：民眾可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
明朝，朱元璋認為元末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在政治上過于寬縱、姑息，造成政權衰亡、天下大亂，明朝時，朱元璋對舉報十分重視，他賦予民眾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的權利。
據史籍記載，有常熟縣陳壽六等人把貪財害民的官吏顧英綁縛至京面奏，朱元璋當即就對他們進行了封賞，還免除了他們3年的雜泛差役，并警告當地官員，誰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一律族誅。
當然，明朝的舉報制度也十分嚴格。明朝時，對誣告的處罰比唐宋兩代還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還要加等處罰。不過，明朝不提倡民間舉報，采用了不少“息訟”制度，像誣告連坐還加等處罰就是其中一種手段;此外還推行半官方性質的調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請本地里甲、鄉老人調節，如果調解不成，才可向官府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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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舉報要選：有3、6、9的日子
不僅如此，為了少舉報，明朝還限制起訴時間。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規定民事案件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起訴，一般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
明朝舉報還要經過嚴格的逐級復審。從基層開始，在搞清事實、擬定應給予的處罰后，無論當事人的意思如何，案件須一級級復審，直到有權作出終審判決的機關為止。在審理案件中，州縣只能自行審結杖一百以下的案件。
明律中還進一步明確地域管轄和身份管轄。如同一案件被告在幾個地方時，由其中罪名最重的被告所在地的官府管轄;同一罪名的被告分散在幾處，由被告人數最多的地方的官府管轄;若罪名相同、各地被告人數相同，則應由最先受理案件的官府管轄。
清朝：一年只有幾十天可以舉報
清朝對舉報限制更嚴了，不僅在時間上限制，在訴訟形式上也有許多限制。
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舉報的時間更短，凡是農忙季節，一般都禁止訴訟，清朝律例規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為“農忙止訟”期，除謀反、大逆、盜賊、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訴訟。在其余八個月中，也盡量限制起訴。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規定“詞訟日”或“放告日”，清初多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后期多為每月逢三、逢八日，實際上，一年可舉報的日子也不過幾十天。
此外在訴訟形式上也有各種限制。起訴程序繁瑣，清朝規定起訴必須是書面形式，訴狀必須由官府制定的“代書”書寫，并要蓋上官府發給的印戳才有效。對訴狀的格式、字數也有嚴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準狀。除了婦女、老幼病殘，原告必須親自到衙門起訴。嚴格限制訟師參與訴訟。
舉報背后
“舉報既是法律賦予百姓的一種權利，又是一種義務，但在歷史上有些牽扯到名人的舉報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簡單，它的背后還藏著鮮為人知的力量。”張仁善說。
經典案例之官告官 蘇軾被關烏臺4個月
烏臺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烏臺”就是御史臺，所以此案叫做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軾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后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
“古時皇帝為了控制官員，鼓勵一種互相的告密制度，讓官員之間互相牽制、監督，人人自危。蘇軾的案例本來是因主張變法與守舊兩派之間的政見不同，而引發的爭論，結果衍化為派系傾軋，可以歸入這種政敵之間的舉報，未必全是官員存在不法行為，而是從政治立場出發，采用的一種排除異己的手段。蘇軾的烏臺詩案，可以說是政治斗爭的結果。”張仁善說。
經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 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寧織造，“其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寧織造府為皇帝搜集各種訊息，如果別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他就會在奏折中舉報給康熙。”張仁善指出。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就曾在專文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康熙推出了“奏折”體制，“奏折”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個人能看到。
曹寅呈遞給康熙的奏折，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遞送往返的，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他們每個都是官員屬下的注冊人員。不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織造們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員上奏時的規程，直接遞送信息給皇帝。他們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員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所掌握，有什么風吹草動就舉報給皇帝。
和這差不多，明朝的“東廠”、“西廠”之類的特務機構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東廠監視文武百官日常活動和應酬交往，刺探社會各階層的動態，不分晝夜地將獲得的情況送入宮中向皇帝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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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這種很多已經偏離了舉報的范疇，更多可能是黨同伐異，對于貪官污吏的監督、舉報來說，沒什么意義。”
經典案例之民告官：昆山三徐被康熙指責
“古時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則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時候，一般不會走告官這條路。”張仁善說。
但是清代有一個例子很特別，主角是著名的昆山三徐——徐乾學、徐元文、徐秉義弟兄三人，史學家顧炎武的外甥。三人因“一門三進士”紅極一時。當時，朝廷接到百姓的舉報，說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仆在江南一帶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檔案留存了下來，記載了百姓所有的“舉報信”。
面對民眾的強烈舉報，康熙受理了此案，將徐氏兄弟叫來訓斥教訓一通，責成請他們管好家人，注意社會影響。但此案最終也不了了之。這是為什么呢?“這涉及到了朝廷斗爭，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斗爭，皇帝的態度在兩派之間游移，有時護這派，有時護那派，隨著朝廷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變化。”
“民告官，如果有理有據，且得到官方的及時處理，對于防治腐敗，推行廉政，化解矛盾，穩定政權，會起到積極作用;如果官方視而不見，官官相護，民怨難申，就會激化矛盾，就會助長私力救濟，引發群體事件。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張仁善最后提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