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西周的歷史并不貧瘠，它有一大片埋在地下的財富——青銅器上的銘文。周人從商人那里繼承了一項良好的習慣，即在遇到重要事件時，樂于將大致經過刻劃在泥范上，然后鑄造成青銅器。

　　西周的難題

　　西周令人向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給我們一片云山霧罩。西周之后的時代，留下很多記錄，拿東周來說，至少有“春秋三傳”、《戰國策》和《國語》這些，外加諸子豐富的言論。再往后，就更不用說了。但西周不一樣，西周不是沒有記錄，《尚書?周書》里基本都是關于西周早期的，還有一本《逸周書》，當然《詩經》也勉強能算一部分。以這些文獻為底本，司馬遷湊合寫了《史記?周本紀》(但很遺憾他沒看過魏國史官編的《竹書紀年》)。但這些文獻有兩個特點，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的敘述。比如，“烽火戲諸侯”事件，在陳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

　　周秦銅車馬

　　但西周的歷史并不貧瘠，它有很大一塊埋在地下——青銅器上的銘文。周人從商人那里繼承了一個很好的習慣，遇事時，喜歡把大致經過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澆注成青銅器。比如，誰替周王打贏了一仗，賜一個大鼎，上面就寫誰在哪里大勝，俘虜了多少人、車、牛、羊和馬。歷史上到今天，這樣留下銘文的青銅器被發掘出來的相當多，銘文也相當豐富;而且，大部分銘文都能和傳世文獻中的人名、事件對應上，這就給《尚書》之類古奧難懂且字數有限的文獻提供了頗為充分的驗證和補充。于是，有人試圖利用青銅銘文結合文獻，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這種嘗試有一個挺尷尬的不確定性。西周人的確留下了大量的青銅器，可還有多少長眠于地下?正當研究者依靠現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實、完整的西周史事，還沒來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貴族墓地，出土了銘文豐富的精美青銅器物，就很可能對研究者的結論和判斷造成致命打擊。那么，作為古史研究者，我們除了要嚴謹對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獻外，免不了還要問一句：西周人哪來那么多銅原料制作青銅器呢?

　　南金!南金!

　　一般認為，離周人活動區域最近的大型銅礦位于晉南的中條山，迄今仍是重要的銅礦石產地，這或許是周武王把兒子唐叔虞分封在晉南的一個因素。但考古研究顯示，構成西周大量青銅器的銅礦石原料并非來自靠近西周核心區域的山陜等地。事實上，今天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中，有相當一部分的礦料，來自長江中下游的鄱陽湖平原周邊，這里仍是中國最主要的銅礦產地，這一地區的大冶、瑞昌、德興、銅陵銅礦還在繼續開采，而且保留了大量商周以來的遺址。

　　銅嶺遺址實景

　　研究人員甚至模擬出商周時代獲得江南銅料的路線，就是從河南信陽穿過大別山，出豫、鄂之間的武勝關，途經武漢——北京到武漢的高鐵也走這條路——就可以一路向東抵達江西的瑞昌、銅嶺等礦區。(但另一項基于“鉛同位素考古”的研究顯示，商代的銅、錫、鉛等礦石來源可能還要遠到長江上游的滇東北一帶。)可以肯定，西周人最早接替商代的統治時，也繼承了商人在長江流域的采礦業，當然，銅礦的開采者和運輸者都是當地人。

　　大量文獻也證實了周人對銅料的品味。《周禮?夏官司馬》提到“東南曰揚州”時，認為該地“其利金、錫、竹箭”，這和《尚書?禹貢》描述“淮、海惟揚州”的貢賦時，將“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貢品的首位基本一致——這里的“金”就是銅料。

　　當然，貢物不是白給的，誰替周王負責征收這些銅料呢?據《逸周書?王會》記載：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貢獻時，“周公旦主東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長“解夢”，還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魯侯伯禽的父親，成周洛邑的營建者。事實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負著為周人征集南方銅料的重任。春秋時期，周公的后人魯僖公在《詩經?泮水》說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進獻的寶物——“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即大龜、象牙和南方的銅料。

　　現在，除了為周人掌管銅料征集的魯人外，還知道這些原料的更下級來源——淮夷。至于銅礦的直接開采者，顯然是生活在鄱陽湖平原周邊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樣，周人認準了淮夷就是銅料的源頭，可淮夷愿意老老實實地獻上銅礦原料嗎?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動地表現了周人維持銅料的手段。這不是一個關于禮儀和朝貢的故事，懾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斷地獻上周邊地區的礦物資源。

　　頗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銅器銘文顯示，周人與淮夷諸族間的大規模族群沖突，從周昭王、穆王時期后便屢見于西周金文，比如《錄(冬戈)卣銘文》提到：“淮夷敢伐內國……”雖然，周人方面的銘文記錄總是把自己描繪為正義的一方，把淮夷呈現為犯上的“叛亂者”，卻從來不提淮夷叛亂的理由，而僅僅表示，淮夷們再次為自己的不軌繳納了多少悔過的“吉金”，“大賂南金”中的“賂”字仿佛就是淮夷們屈辱的罰單。從一個更全面的視角，我們或許應該明白，這些加倍的“罰金”反過來構成了淮夷下次叛亂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