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之數是古代國家社會治理的基礎，因而被賦予神圣意義。《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可是，隱漏戶口卻歷代多有。宋徽宗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伏見本所取會到天下戶口數類多不實。通河北德霸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刓隱，不待較而知之(《宋會要輯稿·食貨》)。這是從微觀層面質疑戶與口的比例關系。從情理上說，不可能二州之地都是三戶才四口人，這不可能是正常家庭狀態。歷代為了獲得準確的戶口數，幾乎不惜一切代價。

　　明洪武三年籍天下戶口，除了頒布戶帖式，規定隱匿者斬，甚至派出軍隊去點戶勘合。于是我們便可明白有明一代戶口變動的怪現象：“太祖當兵燹之后，戶口顧極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明史·食貨志》)

　　呂思勉《中國社會史》曾歸納戶口不實的原因有四：設官之疏闊、政事之廢弛、產業制度之不同、社會組織之復雜。究其實，當以其所言第三點為主：古代田宅，皆受于官。隱匿口數，是自棄其承受田宅之利。后世則不授田，而徒役其身，征其稅。有丁有田者，茍能漏籍，即同寬免;貧無立錐者，不能免役，且輸無田之稅，孰不欲為亡命之徒乎?其所言后世，當為宋以后。但是，兩千年來仍然有一以貫之者在。戰國時期就有“士卒(此指達到兵役年齡的男子)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韓非子·詭使》)。之所以如此，正因為國家的壓榨要重于私門。可見“茍能漏籍，即同寬免”的情形也同樣存在于宋以前。北魏推行均田制，就是為了將附托于豪門的人口吸引出來，為國家獲取丁口賦役。皇帝作為國家權力的執掌者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所謂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皇帝和地主階級之間存在著爭奪人口和賦役的矛盾。地主階級的存在實際上是給貧苦民眾以選擇的可能，由此成為皇帝與民眾之間的隔熱層。于是國家在弱小時，只能以均田制等方式提供優惠政策以與豪門競爭，這以六朝時期為主;在強大時則打擊地主階級，迫使依附民歸屬于國家，這以明清為高峰。

　　天下為公實中華政制之本。君相分權則提供了制度保障。南宋監察御史吳獵即上奏直斥寧宗：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出身士人的宰相成為對于君權的制度制約。但地主階級的萎伏，使得明太祖以一紙詔書輕易罷廢中書省。此后中華大地便成為錢穆所斥“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