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臺灣歷史學家柏揚曾如此評說明王朝：從公元1449年至公元1457年，明王朝歷史上最富有戲劇性的八年。
細纜這段風云變幻，此言可謂不虛，先是明英宗朱祁鎮很“戲劇性”的在土木堡被俘虜，接著原本是成王的朱祁鈺“戲劇性”的當了皇帝，接著北京保衛戰大捷后，在蒙古高原做戰俘的朱祈鎮又很“戲劇性”的被放回來，幽禁在北京當了“太上皇”。看似“大局已定”，誰料六年后，天順七年（1457年），朱祁鈺“戲劇性”的病倒，“太上皇”朱祁鎮“戲劇性”的在徐有貞，曹吉祥，石亨三人的擁立下“復辟”成功，重新坐上了皇位。八年間，皇帝被俘的國恥，強敵壓境的生死考驗，三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權力交接，無數官員命運的沉浮起落，生死榮辱，所有的一切，恰如柏揚所說，最富有“戲劇性”。
今人說起這八年的“戲劇性”，論功業，無不說北京保衛戰大捷，說是非，無不談景泰帝朱祁鈺力挽狂瀾，明英宗朱祁鎮昏庸誤國，談忠奸，無不惋惜于謙遭罪橫死，石亨，徐有貞等小人得志，連帶著，兩位皇帝的麾下陣營，也以此劃分了“忠奸”標簽。而真實的事實究竟怎樣，還是讓我們沿著從土木堡慘案發生后開始，大明官場的蕓蕓眾生相，仔細的梳理一下。
二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令明朝上下蒙受奇恥大辱的土木堡之戰結束，幾十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滅，晴天霹靂，也激起了大明朝政壇的波濤洶涌。
慘禍面前，明王朝的反應還算迅速，八月十五日兵敗，八月十六日懷來守將宋喜便將“喜”送到京城，只是明英宗下落尚不明，八月十六日朝堂上，“監國”朱祈玉“雙目呆滯，不知所措”，朝臣們則捶胸頓足，哭成一團。
亂象之下，還是老成謀國的吏部尚書王直冷靜，直言“需先知皇上下落，方能做定奪”。總算讓明王朝穩定下來，明王朝傳令邊關諸將偵查，又嚴令錦衣衛打探消息，一天以后，被也先放回來報信的錦衣衛千戶梁貴，帶來了朱祈鎮被俘的消息，也帶來了瓦剌的條件---巨額贖金。
朱祈鎮皇后錢氏二話不說，搜羅了三車珠寶財物送往瓦剌贖人，也先“欣然收下”，至于“人質”？當然不放。
后宮忙著“贖人”，大臣們忙著找“后路”，在土木堡戰死的朱勇之子朱凱，張輔之子張良，紛紛忙著往南京“轉移財產”，各大臣雖然留守，卻也多把子女送離京師。京城大小商鋪富戶也慌忙著“搬家”，單是雇車轎的費用，在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這三天便“增四倍”。
八月十六日開始，從土木堡逃回的明朝敗兵陸續出現在北京街頭，“其狀甚慘，觀者無不惶惶然”。“有問戰事者，皆倍言胡虜之兇蠻，聞著愈驚悚也。”所幸八月十七日，兵部緊急下令，敗兵中有敢妄言土木堡戰事者一律嚴懲，方才“流言稍息”，下令者，正是代理兵部尚書的于謙。這幾日里，他率兵巡視北京四城門，考察防御，詳細籌劃，在眾大臣中可謂“另類”。
而隨著危機的加劇，大明朝堂之上，圍繞三件大事業展開了紛爭，一是“戰”還是“遷”，二是誰為慘敗負責。三是誰做皇帝。
八月十八日，孫太后壓陣，監國朱祁鈺主持召開“御前會議”，商討對策。
會議開始后，史載“眾皆嚎啕”，震天的哭聲繼續響徹在朝堂之上，侍講學士徐程首先發言，聲稱自己“夜觀天象，認定京城必然不保”。隨即提出了“南遷”之議，此言既出，滿朝皆驚，朱祈玉向其他大臣問計，王直，陳循，王文等重臣們皆“緘口不言”，都督張軏卻表忠心，自告奮勇愿“護送太子及后宮家眷南下”，等于是認同了“南遷”之議。
直到這時，一直冷眼旁觀的于謙終于忍不住，擲地有聲的喊了一句：“建議南遷者，該殺”。接著侃侃而談，以北宋滅亡為“反面教材”，痛陳“南遷”是亡國之論，慷慨陳詞下，時任東宮“展書官”的商輅也表明立場，支持于謙的看法。也終激起了朱祈鈺的血性，令他頻頻點頭。
見領導“表態”了，眾大臣們才群起而動，紛紛怒斥“南遷”乃賣國之論。終于有了“群情激昂，齊心抗戰”的樣子。灰頭土臉的徐程當場就被呵斥趕出朝堂。屋漏偏逢連夜雨，徐程路遇好友江淵，得知事情來龍去脈的江淵先好言安慰了徐程一番，繼而進宮面見朱祁鈺，在朱祈玉面前將徐程罵的狗血淋頭，而就在土木堡兵敗消息剛傳來時，江淵還正慌忙的把兒女送往南京。
無論怎樣，團結抗戰的“大調子”定了下來，八月十九日開始，于謙陸續將山東，遼東，浙江，河南等地部隊調往京城駐守，尤其是赦免了陽和兵敗中逃回的石亨協助自己守衛，調來了善操練火器的遼東都指揮使范廣接掌神機營，這兩個人在之后的北京保衛戰里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四天以后，第二件事又浮出水面—秋后算賬。
八月二十三日朝會，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溢突然發難，要求將土木堡之敗的罪魁禍首---王振余黨繩之以法。要求“殺其同黨，滅其全族”。一番慷慨陳詞引得群臣情緒激動，紛紛附和。
朱祈玉猶豫再三，只能回答說“再議”----他不能不這么回答，王振隨英宗北征時，帶去的多是大臣里的“同黨”，留守的多是“政敵”，可深宮內大小太監盤根錯節，東廠錦衣衛盡是王振“徒子徒孫”，朱祈玉身為“監國”根基不穩，怎好輕易“清查”？
見朱祈玉含糊其辭，大臣們更怒，錦衣衛指揮使馬順當場呵斥群臣，戶科給事中王竑沖出來揪住馬順暴揍，群臣紛紛擁上群毆，竟將馬順當場毆死，至此局面徹底失控，大臣們又揪出了馬順余黨毛貴和王長隨，同樣毆死，接著又逮捕了王振的侄子錦衣衛指揮使王山，一切都在“監國”朱祈鈺的眼皮底下進行，毫無執政經驗的朱祈玉驚慌失措企圖逃跑，關鍵時刻于謙一把扯住朱祈鈺，要朱祈玉順從“民意”，宣布王振罪狀，朱祈鈺“順水推舟”，宣布今日朝會大臣無罪，并隨即清查王振余黨，然后就是清查行動，王振全家被滿門抄斬，黨羽紛紛落網，可謂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中，卻忽略了這次朝會的另一個細節，當王竑憤怒的沖上去毆打馬順時，群臣里跟著跳出來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他跟著對馬順拳打腳踢，帶動著群臣將之毆死。儼然一個“鋤奸英雄”。然而，他恰恰是王振的“黨羽”。王文，子千之，河北束鹿人，史載他“面目嚴冷，然中實柔媚”。王振“專權”的時候，王文對王振很“柔媚”，王振彈劾楊士奇，整治楊浦，皆是當時身為御史的他做“急先鋒”。薛宣下獄，也是他羅織罪名。
彈劾王振的陳溢，在正統年間被王振陷害，撤掉了陜西巡撫的職務，王振派去接替陳溢的人，還是王文。正統年間，他與徐希堪稱王振的“左膀右臂”，“左膀”徐希已慘死在土木堡，“右臂”王文卻反戈一擊，帶頭“慷慨激昂”查余黨，之后王振之侄王山定罪，也是王文參審，定出十三條大罪，親手把王振全家滿門抄斬。
但他確實有能力，史載他鎮守陜西時“鎮靜不擾”，又曾主持寧夏防務，在之后的北京保衛戰里，也成為于謙的得力助手。另有一位太監，也同屬“王振余黨”，卻走了朱祁鈺親信宦官金英的門路，最后被命“戴罪立功”，在北京保衛戰中出力頗多，之后他被朱祁鈺重用，節制禁軍“團營”，他就是后來“奪門之變”的主謀之一---曹吉祥。
整防務，清余黨，大明王朝的備戰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著，卻還有一個大麻煩在面前----朱祁鎮怎么辦？瓦剌挾持朱祁鎮四處侵擾，更大肆向明朝勒索，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另立新君。八月二十八日，王文首先上書，要求朱祁鈺即位，接著得到了主持防務的兵部尚書于謙的支持，于謙表白說“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
這是于謙的想法，但群臣想法不一，戶部侍郎陳循，刑部侍郎江淵，刑部尚書俞士悅，內閣大學士蕭茲紛紛支持，但曾支持于謙主戰的商輅，戶部尚書金濂，曾建議南遷的徐程，太常寺卿許彬，都督張軏都紛紛反對。而德高望重的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瀅，右都御史王翱，則建議由朱祁鎮之子朱見深即位，孫太后“垂簾聽政”，于謙等大臣輔政。內閣大學士高谷則說“此事非臣等可言”，拒絕發表看法。這其中，商輅是太子朱見深的“展書官”。徐程是“東宮侍講”，胡瀅深受朱瞻基“托孤輔政”重任，至于陳循，江淵，均是在正統朝“不得志”的官員，俞士悅與于謙交好。
大部分，其實都是“為私利”。三方爭執之下，由于負責京城防務的于謙堅決站在朱祈玉一邊，最終朱祈玉的即位“順理成章”，次年改元景泰。
“站對了隊”的陳循，江淵，王文三人順利入閣，成為朱祈玉的親信。商輅雖“站錯了隊”，但他是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連中三元”奇跡的創造者，名聲在外，又有于謙，高谷等重臣支持，官位也節節高升，次年也成為內閣大學士。當然，為了“政治平衡”，朱祁鈺將哥哥朱祈鎮的兒子朱見深立為太子，遙尊朱祁鎮為“太上皇”。大明上下，從而完成了這次“權力交接”，九月六日，朱祁鈺正式登基，一個月以后，明軍在“北京保衛戰”里重創瓦剌，風雨飄搖的國家轉危為安，次年改元景泰，至此，火線登基的朱祁鈺，終于憑北京保衛戰樹立的崇高威望，坐穩了本不屬于他的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