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詩人王逢《題胡笳十八拍圖》曾經有“才慧其如薄命何”的感嘆，又寫道：“寥寥誰謂邕無后，得讀《離騷》幸盡多。”明代詩人周鼎《蔡琰歸漢圖》也有“縱多文思出天機，贏得胡笳淚滿衣”的詩句。所謂“才慧”“文思”，都歌頌了漢末女學者蔡文姬非凡的文化資質和突出的文化貢獻。據說蔡邕的四千余卷藏書在戰亂中喪失之后，蔡文姬因曹操的指令，憑記憶重新抄寫出其中的四百余篇。
在漢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會對于學習的共同重視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獻，對前代文化積累有所理解的知識女性，曾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跡。歷史記載告訴我們，許多普通的婦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準。
漢文帝皇后竇姬重視黃老之學。司馬遷《史記》記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她的文化傾向，直到她的孫子漢武帝劉徹登基后依然有顯著的影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竇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實現的。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公犯罪應當受刑。他的小女兒緹縈隨父到長安，上書求贖父刑。她寫道：“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犯法者即使要改過自新，也不可能實現了。她表示愿意以自身入為官婢，請求免除父親的刑罰。緹縈的上書感動了漢文帝，隨即發生了廢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班固有詩作感嘆緹縈事跡：“三王德彌薄，惟后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圣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緹縈故事構成中國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節。我們在這里更為注意的，是“少女”緹縈能夠上書帝王，并且言語得體，文辭感人的事實。如果緹縈完全沒有文化，就不會形成“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的感染力，也不會使漢文帝“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會有廢除肉刑的法令。后來解憂公主有《上昭帝書》、《上宣帝書》、《又上宣帝書》，馮嫽有《上元帝書》，敬武長公主有《上哀帝書》，也都是婦女不僅能夠讀書，而且可以寫作的史例。據說卓文君曾經作《司馬相如誄》，感嘆“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誄文是否確實出自卓文君筆下，還需要論證。但是人們相信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樂而外，應當也是胸有文才的。
對于馮嫽，《漢書》說她“能史書，習事”。關于漢成帝許皇后，也有“聰慧，善史書”的記錄。“史書”，指相當高的文字學、文書學和書法造詣。漢代史籍記載所謂“善史書”，是對其人學力和才質的很高的評價。
漢明帝馬皇后是名將馬援的女兒，《后漢書》說她“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就是《周禮》。《董仲舒書》應當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漢章帝竇皇后六歲的時候就“能書”。漢和帝皇后鄧綏是名將鄧禹的孫女，六歲“能史書”，十二歲時已經精通《詩經》和《論語》，可以和兄長們討論儒學經傳中的學術問題。《后漢書》說她“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親時常批評說：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難道會被推舉為“博士”嗎？鄧綏不愿意違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訓練，晚上誦讀經典，家中都稱她為“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親鄧訓欣賞她的才能，事無大小，都與鄧綏商議。入宮后，“從曹大家受經書”，又兼及天文、算數之學，往往白天處理政務，夜間勤奮讀書。她發現書籍文字多有錯誤，于是指派專人進行整理。“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漢殤帝的生母左姬“善史書，喜辭賦”。漢順帝梁皇后名叫梁妠，據說小時候就“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漢靈帝喜愛的王美人，“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也是宮廷貴族女子熱心掌握知識的例子。漢末中山無極女子，后來的魏文帝甄皇后，據《三國志》注引《魏書》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經常使用兄長們的筆硯，兄長說：汝當習女工，讀書寫字，難道要做“女博士”嗎？她回答道：“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甄家女兒的這番話，表達了好學女子博古通今的志向。
向鄧綏傳授經書和天文、算術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兒，班固的妹妹。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他去世時，這部史學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完成。漢和帝命其妹班昭續撰，后來又命跟隨班昭學習《漢書》的馬續繼續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留到今天的還有《東征賦》、《針縷賦》、《大雀賦》、《蟬賦》、《為兄超求代疏》、《上鄧太后疏》、《欹器頌》以及《女誡》等。當時的大儒馬融，曾經在班昭門下學習《漢書》。
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宮中，“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豐生，據說“亦有才惠”，曾經寫信就《女誡》的內容向班昭提出批評，而“辭有可觀”。這是歷史上少見的女子相互進行學術文化辯論或者道德倫理辯論的故事。班昭的論著由她的兒媳丁氏整理。這位丁氏，又曾經作《大家贊》總結班昭的文化貢獻。看來，在特定情形下，漢代甚至曾經出現過才具先進的由女性組成的文化群體。漢和帝鄧皇后曾經命令宮中宦官學習經典，然后向宮女們傳授，后宮中于是形成了學習儒學經典的風氣：“詔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馬融讓自己的妻女一起習讀班昭的《女誡》，也是當時婦女共同學習的實例。
關于漢代婦女文化學習的多數例證是上層社會的故事。馬融的女兒馬芝“有才義”，曾經作《申情賦》追懷親長，荀爽的女兒荀采“聰敏有才藝”，也都體現出家族文化影響。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學博聞的歷史記載。《后漢書·列女傳》寫道，吳人許升的妻子呂榮屢屢勸說許升“修學”，沛人劉長卿的妻子言談之中隨口引述《詩經》文字。這些都是學習風氣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規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詳，應當不是名門。她寫作能力很強，書法亦精，為皇甫規起草文書，看到的人都驚異其文辭的優美和繕寫的完好。應當注意，所謂“善屬文”，是對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評價。《漢書》和《后漢書》對于兒寬、陳湯這樣的名臣，對于崔骃、張衡這樣的學者，對于曹植、王粲這樣的大文學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屬文”這樣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