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又稱元祐黨爭，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在元祐年間(1086～1093)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元豐八年(1085)春，宋神宗趙頊病死，其子宋哲宗趙煦即位，年僅十歲，其祖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執政。元祐更化，發生在王安石變法十余年后，是北宋新舊黨爭全面爆發的一個轉折點。下面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著往下看吧。

　　具體過程

　　神宗病逝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后臺，其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當時曹太后已死，宋哲宗尊祖母高氏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為皇太妃，軍國大事由太皇太后暫時處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劉娥聽政的先例辦理。

　　從此，五十四歲的太皇太后高滔滔開始垂簾聽政，執掌朝政大權達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對兒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滿，不過，按照中國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親生母親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現 在不同了，她跟當年垂簾聽政的劉太后和曹太后一樣，手中已經掌握了無上的權力。

　　新法廢除

　　高太后垂簾聽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她先是召回被變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馬光。隨后，高太后廢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將因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舊臣都召回京師，分別重用。

　　熙寧元豐年間，有一批重臣因為反對變法而被罷官，包括文彥博、司馬光、范純仁等人。這些人被免職后，與在洛陽的一些士大夫往來十分密切。當時洛陽有名士邵雍、程顥、程頤等人，均以道學家自居，文彥博等人待之如上賓。富弼、司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會的故事，經常集中在一起，賦詩取樂。他們只按年齡大小排列順序，不按官職高低來論資排輩。他們在經常聚會的地方專門修建了一所房子，將他們十三人的像全部畫在房子里面，當時人稱之為“洛陽耆英會”。這些“洛陽耆英”十分喜歡接納賓客，經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談論一些趣聞軼事或國家大事，然后喝幾杯酒，吃一頓便飯，號稱是“真率會”。洛陽人敬重這群人的學識和風度，也十分羨慕他們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會之時，總有不少人圍觀，竟然由此成為洛陽的一大景觀。

　　而這些“耆英”中，最為人矚目的要數司馬光。司馬光作為舊黨的領袖，聲望極高，時人稱之為”舊黨赤幟“。宋神宗去世后，司馬光到京城開封吊唁宋神宗。剛到開封，宮廷衛士及京城老百姓爭先恐后地擁在司馬光身邊，對他說：“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圍觀者多達數千人。由此可見司馬光聲譽之隆。然而，司馬光卻消受不起這般眾星捧月般的擁戴。之后，司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臨政，便拜司馬光為相，立即贏得了相當的人心。就連大宋的敵國契丹，聽說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后，也大為敬畏，告誡己方的邊關守將不要輕易挑起爭端，要維持遼宋雙方友好關系。

　　高太后垂簾后，“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盡行仁宗之政”，盡量與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稱“元祐之治”，被認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樂的時代，堪比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

　　高太后本人卻崇尚節儉，以樸實著稱，“恭勤儉度越前古”，常對皇帝比喻：“一甕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盡量減少浪費，提倡節儉。”高太后衣飾除朝會典禮，在宮中常用補衣，不用絲錦。宮中膳食，只用羊肉，因為羊吃草，不需用糧食。但牛因能耕田，嚴禁食用。高太后過生日的時候，御廚別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兩道美的菜肴，獻給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說：“羔羊在吃乳時期，殺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斷乳餓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傷天道，”即命將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為膳。高太后還常到御房，視食器刷洗是否干凈，并戒以節儉以不可奢侈浪費。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內殿崇班時間很長，一直沒有升遷。宋英宗都覺得過意不去了，想升內弟的官，高后謝絕說：“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經是過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慣例?” 后來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親家族的待遇，打算為高氏家族修建豪華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應。最后還是由朝廷賞賜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錢，建造了房屋，沒用國庫一文錢。

　　高太后臨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請“加恩高氏”，給高太后族人封官晉爵，高太后不僅堅辭罷去，而且還將先朝定給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賞賜減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兩個侄子高公繪、高公紀都該升觀察使，但她堅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請求，才升了一級。一次高公繪呈上一篇奏章，請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見奏召來高公繪問道：“你學識有限，怎么能寫出這樣的奏章?” 高公繪說出了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請，還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雖然屬于保守一派，但卻有十分優秀的執政才能。她執政期間，勤儉廉政，勵精圖治，因此這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經濟也十分繁榮。這也是宋朝最后一個國勢較強的時期：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記載說：高太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新法恢復

　　高太后能被稱為“女中堯舜”，足見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歷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黨爭也發生在這一時期，甚至從元祐時期一直延續到宋哲宗親政后，在朝的大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黨爭。這其中，復雜微妙之處難以言表，既有保守派與變法派之間的政治之爭，也有宋哲宗與高太后的沖突，還夾雜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個人恩怨。

　　司馬光上臺后，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蔑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舊法一一恢復。司馬光在宋神宗變法時隱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他廢除新法之徹底，不能不說他受到了自己數年來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緒的影響。

　　然而，高太后卻不僅一味信任司馬光，委以重任，還在司馬光病死后，將其反對變法的措施執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彥博、呂公著、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元祐更化”。

　　事件影響

　　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使得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對未來惶惶不安，使不管好與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北宋末年的黨爭進入不可收拾的馀地淪為意氣與仇恨之爭而非政策討論，直至北宋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