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期，唐代宗李豫和權宦魚朝恩之間為了爭奪財證權和軍權進行了多次交鋒。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唐代史書記載“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第五琦并非將所有租賦皆輸入大盈內庫，輸入大盈庫的租賦只有鹽利與青苗錢。兩種租稅輸入大盈庫也并非始于同一時間。
第五琦曾兩次擔任度支、鹽鐵使：第一次在肅宗乾元元年至二年，第二次在代宗大歷元年至五年。據顧況《嘉興監記》記載，鹽利在肅宗乾元年間開始輸入內庫。但青苗錢在代宗大歷初才開始輸入內庫。“大歷元年，斂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
一、和魚朝恩的財富之爭
左藏庫中本有青苗錢庫，可見青苗錢原本輸入左藏庫。青苗錢為何在大歷元年改為輸入大盈庫?第五琦攀附魚朝恩，李錦繡認為這是第五琦為報魚朝恩獎拔之恩。但是，大盈庫雖然掌握在宦官手中，魚朝恩也為最有權勢的宦官，但宦官并非皆為魚朝恩之黨羽，大盈庫也不為魚朝恩所掌控。
1.典籍記載
代宗處死魚朝恩之后，曾在《大赦京畿三輔制》中歷數魚朝恩的罪責：“征求黎庶，空竭閭閻;加之廣有貿易，奪人賄利;京城之內，擅致刑獄，恣行忍虐，幽執無辜;部領師人，乖于撫馭，資糧刻薄，勞役煩苛”。
“京城之內，擅致刑獄，恣行忍虐，幽執無辜”是指魚朝恩的黨羽神策都虞候劉希暹建議魚朝恩“于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并沒于軍”。可見魚朝恩的斂財方式主要為四種，即“征求黎庶”，“廣有貿易”，誣陷京城中的富人并籍沒其家產，克扣禁軍“資糧”。貪污或挪用大盈內庫的錢財，罪責顯然不亞于“征求黎庶”或“廣有貿易”。
如果魚朝恩曾經貪污或挪用大盈內庫的錢財，代宗不可能不曝揚魚朝恩的罪行并嚴加斥責。這說明魚朝恩并未貪污或挪用大盈內庫的錢財。第五琦將租稅輸入大盈庫的主要原因是京師多豪將，求取無度。大歷元年京師中的豪將主要就是魚朝恩麾下的禁軍將領，第五琦將青苗錢輸入大盈庫反而對魚朝恩不利。
而且第五琦將青苗錢輸入大盈庫還是為了“以中人主之意”，此事的幕后主使顯然為代宗。第五琦雖然親附魚朝恩，但這不代表其能違抗代宗的旨意。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史料值得一提。《冊府元龜》記載：“張明進，中黃門也。大歷二年八月景午夜，盜內庫黃金二百八十斤，藥金二百五十兩，擒之”。
張明進所盜竊的黃金、藥金重量頗大，唐代一斤約為現在的660克，二百八十斤為184.8千克，超過兩個成年男性的體重。顯然僅憑一個人不可能將其偷偷搬運出宮。這說明張明進的盜金活動并非個人行為。而且張明進地位低微，大歷年間僅為沒有任何官職的小黃門，若是盜竊數十兩黃金尚有可能，其為何會有如此大的野心，敢于盜竊數千兩的黃金?
更為詭異的是，張明進不但沒有被處死，甚至未被逐出宮中，德宗初年“涇師之變”爆發時，張明進還扈從德宗“西幸奉天”。張明進背后顯然有幕后主使與“保護傘”。張明進之父為禁軍武將，則張明進父子很可能為魚朝恩的黨羽。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張明進偷盜巨額的黃金而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
(魚朝恩的宦官黨羽竇文場、焦奉超等人，在魚朝恩被處死后并未受到牽連，張明進似乎同樣沒有受到牽連，并在德宗朝飛黃騰達)。大歷二年張明進偷盜大盈內庫的巨額黃金、藥金很可能是受魚朝恩的指使。這也說明魚朝恩并不能掌控大盈內庫，只能通過盜竊的方式獲取內庫的錢財。
2.閻伯玙的圖謀
當然，這一推論尚缺乏鐵證，姑志于此，聊備一說。由此可見，大歷元年青苗錢由輸入左藏庫改為輸入大盈庫，是由代宗指使度支使第五琦所為，主要是為了削弱魚朝恩所掌握的財政權。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代宗曾試圖進一步加強對財政權的掌控。《封氏聞見記》記載：“閻伯玙為袁州刺史……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闔州思戀，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玙未行，或已有先發……前后相繼，津吏不能止……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之，征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閻伯玙廣德二年至大歷元年在袁州刺史任上。因此，閻伯玙移任撫州刺史當在大歷元年。“到職一年”后，即大歷二年，被征拜為戶部侍郎。常袞《授閻伯玙刑部侍郎等制》又記載，閻伯玙由婺州刺史征拜刑部侍郎。閻伯玙任刑部侍郎的時間在廣德、永泰年間或大歷五年至八年。如上文所說，閻伯玙在廣德、永泰年間至大歷元年在袁州刺史任上。
因此閻伯玙被任命為刑部侍郎的時間只可能在大歷五年。郁賢皓曾根據《授閻伯玙刑部侍郎等制》懷疑《封氏聞見記》的記載有誤，認為閻伯玙是由袁州刺史遷婺州刺史，而非撫州刺史;閻伯玙被征拜為刑部侍郎，而非戶部侍郎。筆者認為郁賢皓的這一推論恐怕有誤。閻伯玙由撫州刺史征拜戶部侍郎在大歷二年，由婺州刺史征拜刑部侍郎在大歷五年，兩件事發生于不同時間。其次，袁州與撫州幾乎比鄰，但與婺州卻相去甚遠，若是閻伯玙由袁州刺史移婺州刺史，不可能有大量百姓扶老攜幼前往跟隨。
既然閻伯玙大歷五年還由婺州刺史遷刑部侍郎，為何《封氏聞見記》卻記載閻伯玙征拜戶部侍郎時，就已經“未至而卒”?閻伯玙未能赴任戶部侍郎的記載應當無誤。大歷二年閻伯玙應當又由撫州刺史移任婺州刺史。閻伯玙既然能夠出任婺州刺史，說明其未能赴任戶部侍郎并非因為服喪或者患病。
戶部侍郎地位遠高于婺州刺史，閻伯玙未能赴任戶部侍郎，又不得不轉任婺州刺史，可能是因為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擠與打壓。此事是否與魚朝恩存在直接關連，由于筆者未能找到相關史料，無法詳細討論。大歷元年代宗頒布詔令，力圖恢復尚書省職權。在這一背景下，代宗親自拔擢閻伯玙為戶部侍郎，可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財政權的掌控。
二、代宗對魚朝恩禁軍控制權的限制
《新唐書》記載，平定仆固懷恩之叛后，駱奉先(一作“駱奉仙”)被擢為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新唐書》將此事系于“永泰初”駱奉先為鄠縣筑城使之前。但代宗幸陜后返回長安，立即令駱奉先筑城于鄠縣，并將其兵，此事實際在仆固懷恩正式叛亂之前。并且永泰元年，駱奉先即移屯盩厔。因此，駱奉先應當是先于廣德二年任鄠縣軍使，仆固懷恩死后升任軍容使，移屯盩厔，“掌畿內兵”。
1.神策軍
《李過折墓志》記載：“永泰二年歲次景午四月……嗣子神策軍行營都知兵馬使、盩厔□來都防御使……交河郡王(李)忠誠”。由此可見，駱奉先屯盩厔“掌畿內兵”，即是擔任神策軍行營都知兵馬使李忠誠的監軍。永泰元年，魚朝恩領神策軍從代宗屯苑中，其勢更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而同年駱奉先即被擢為軍容使“掌畿內兵”。可見代宗此舉是為了分割魚朝恩的軍權，使兩人內外相制。駱奉先“數從帝(指代宗)討伐，尤見幸”。
可見駱奉先精通軍務，又為代宗親信，因此代宗利用駱奉先制衡魚朝恩。《新唐書》又記載，駱奉先此后又“監鳳翔軍，大歷末卒”。第五玄昱在代宗年間一直擔任鳳翔節度使李抱玉的監軍使，直至卒于大歷十二年。駱奉先是否是此后調任鳳翔監軍，并卒于大歷十三年或十四年?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較小。
《舊唐書·代宗紀》記載大歷五年初，處死魚朝恩后，“以京西兵馬使李忠臣為鳳尹”。黃樓依據墓志及碑刻資料考證，“李忠臣”為“李忠誠”之誤。李忠誠移鎮鳳翔后，任鳳翔觀察使、神策行營(都知)兵馬使兼鳳翔尹。
盩厔距離長安較近，代宗在處死魚朝恩后立刻將李忠誠遷至鳳翔，顯然是預防李忠誠及其麾下的神策軍作亂。駱奉先此前長期擔任李忠誠的監軍，又是代宗最為信任的宦官，代宗為繼續監視、防范李忠誠，最佳選擇當是令駱奉先繼續擔任李忠誠的監軍。因此，駱奉先所升任的“鳳翔監軍”當為鳳翔觀察使李忠誠之監軍，而不是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之監軍。
2.設置監軍
代宗中后期，鳳翔鎮同時設立鳳翔節度使與鳳翔觀察使，而且分別由不同的人擔任，這種情況極為罕見。代宗似乎有意令節度使與神策軍行營兵馬使互相監督制衡。綜上所述，永泰元年，駱奉先移屯盩厔，永泰二年四月稍前，李忠誠升任神策軍行營都知兵馬使、盩厔以來都防御使;大歷五年三月，李忠誠轉任神策軍行營都知兵馬使、鳳翔觀察使兼鳳翔尹，駱奉先繼續擔任李忠誠的監軍。代宗不僅利用宦官削弱魚朝恩對神策軍的掌控，同時也利用了文官加強對神策軍的控制。大歷四年十月，汝州刺史孟皞升任京兆尹。
常袞《授孟皞京兆尹制》記載：“(孟皞)可守京兆尹，依前兼御史中丞，仍充勾當神策軍糧料及木炭等使”。孟皞此前為“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仍充勾當神策軍糧料及木炭等使”并不是指孟皞此前就曾擔任神策軍糧料及木炭使，而是指“京兆尹”此前兼任“勾當神策軍糧料及木炭等使”，孟皞接任京兆尹后繼續兼任這一使職。由此可見，神策軍雖然掌握在魚朝恩手中，但神策軍所需的糧料、木炭卻受制于京兆尹，這就無形中加強了對魚朝恩的制衡。
而且由于京兆尹與神策軍有政務上的往來，也為代宗、元載利用京兆尹收買神策將軍創造了條件。代宗與元載所收買的魚朝恩的黨羽不僅有皇甫溫、周皓，還包括神策大將王駕鶴。劉希暹、王駕鶴為魚朝恩麾下最重要的神策軍將領。實際上代宗不僅曾收買王駕鶴，還曾試圖收買劉希暹。代宗《賜劉希暹自盡制》曾言：“泄漏朕言，幾危吾事”。這說明代宗可能也曾拉攏劉希暹。“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
結語
代宗為鏟除魚朝恩，可能拉攏了大多數禁軍將領，以防處死魚朝恩后禁軍發生動亂。代宗與元載開始密謀鏟除魚朝恩后，元載以自己的親信崔昭為京兆尹，令其收買拉攏魚朝恩的黨羽。
崔昭任京兆尹在大歷三年五月，而魚朝恩被鏟除在大歷五年三月。可見代宗為鏟除魚朝恩精心布局長達兩年，其主要的準備工作即為盡可能地拉攏魚朝恩麾下的禁軍將領。
例如，大歷初年，代宗曾使魚朝恩于白花屯為李泌作外院，使李泌與親舊相見。李泌此后常與親故宴于北軍。據代宗所說，北軍多為李泌故吏，“故使其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李)泌亦預謀”。代宗當是利用李泌拉攏禁軍將領，為鏟除魚朝恩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