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任隊長

　　清朝咸豐九年(1859)，李鴻章經兄長引薦入曾國藩湘軍幕府，協辦軍務，與已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國作戰。

　　次年，太平軍攻克蘇州，直接威脅到上海(時名松江府)的清朝官紳和駐滬外國列強。署理江蘇布政使吳煦，和買辦出身的蘇松糧道楊坊，遂雇傭美國人華爾(F.T.Ward)組成“洋槍隊”，與太平軍作戰。因武器先進、指揮得力，“洋槍隊”戰績頗佳。

　　同治元年(1862)初，時任江蘇巡撫薛煥，批準“洋槍隊”更名為“常勝軍”，由吳煦任督帶，楊坊會同華爾為管帶，實際上指揮權仍歸華爾。

　　同年中，李鴻章由兩江總督曾國藩保舉，率新近組建的淮軍，履新江蘇巡撫。對于“借師助剿”策略，他是積極支持的。

　　但以“理學”著稱的曾國藩，卻有保留意見，對華爾頗為反感。李鴻章特致信直接上司，陳明“全神籠絡”華爾，實為要“常勝軍”為官府賣命、與洋人建立良好關系，同時打壓非曾、李嫡系的吳煦。由是得到恩師的認可。

　　是年秋，“常勝軍”與太平天國戰斗于浙江慈溪，第一任隊長華爾陣亡。

　　二、第二任隊長

　　華爾死后，美國人白齊文(H.A.Burgevine)接任“常勝軍”管帶。這第二任隊長更為跋扈，與吳煦、楊坊也漸生裂痕，竟然于同治二年(1863)初，毆傷楊坊，搶走餉銀。

　　李鴻章借此將白齊文革職，且一并處置了異己人士吳煦、楊坊。經中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國人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常勝軍”新管帶。

　　當年夏，心有不甘的白齊文投奔了太平天國，在蘇州得到慕王譚紹光的接見，還改名為“白聚文”。隨后白齊文召集舊部，搶奪清軍炮船，設法購買軍火，在天京拜見忠王李秀成，也得到了很高禮遇。

　　此間，太平天國在與湘軍、淮軍和“常勝軍”的對峙中，愈來愈處于下風。加之白齊文舊疾復發，所能夠指揮的隊伍有限，而放棄蘇州、天京，全力北伐的正確策略，又不被洪秀全所采納。故而在報經譚紹光批準后，他解散了所轄部屬。

　　譚紹光在確認戈登給予安全保證之后，禮送白齊文赴滬就醫。到達上海，白齊文在英文報紙發文，聲明絲毫沒有背叛太平天國。美國領事擔心他再生是非，將其送至日本治療，不許返華。

　　在天京被清軍攻破之際，白齊文潛回中國，招兵備械，意圖支援，這讓官府頗為緊張。同治四年(1865)春，白齊文聽說太平軍余部在福建漳州駐兵，即前往投奔，被已得到消息的清廷廈門海關俘獲。

　　白齊文被抓，消除了李鴻章和左宗棠(時任閩浙總督)的一個心頭之患。同年6月，在自福州押解至蘇州的途中，白齊文于浙江省蘭溪縣“舟覆溺斃”。

　　三、第三任隊長

　　同治二年(1863)秋，李鴻章率淮軍和“常勝軍”兵臨蘇州城下。幾次進攻受阻后，李鴻章決定“智取”。

　　“常勝軍”第三任隊長戈登，通過間諜了解到，參與守城的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等人，與主帥譚紹光素來不睦，遂定下招降納王之計，為李鴻章所采納。

　　幾番密談后，雙方達成投降契約，納王刺殺譚紹光、獻城降清，官府則保全郜及部下性命并予以封賞，戈登作為擔保人。不久，郜永寬等人趁城內議事之際，刺殺了慕王譚紹光，打開蘇州城門迎接清軍，太平天國第二重鎮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戈登的意料。李鴻章在營中設計殺死郜永寬等八名降將，并進一步誅殺了城內數萬已放下武器、毫無防備的太平軍。

　　李鴻章的背信殺降，徹底激怒了招降計劃的“擔保人”戈登。在攜槍到處找李鴻章算賬未果后，戈登聲明要其下臺，否則就率“常勝軍”反攻淮軍，交還太平軍已占城池。李鴻章則在上報朝廷的奏折中，就此事做了百般辯解。

　　接著，戈登公開拒絕清廷的萬兩賞銀和頭等功牌，并拒收李鴻章事先承諾的七萬洋銀犒賞。數月之后，清軍攻陷常州，“常勝軍”解散，部分精銳和大部裝備編入淮軍。戈登返回英國之時，仍然拒收賞銀。

　　此后，戈登與李鴻章未再謀面。戈登憑籍在中國獲得的巨大聲譽，后來在非洲做了“全蘇丹總督”，最終于1885年戰死于喀土穆。

　　四、“迂腐”與“變通”

　　金田起義后，太平軍對八旗和綠營的摧枯拉朽之勢，證明了清廷正規軍隊的腐敗沒落和不堪一擊。湘軍、淮軍等民間武裝隨之興起。“洋槍隊”應運而生，與此同理。

　　在接觸第一任隊長華爾之初，李鴻章也循“天朝上國”的慣常思維，認為其為“蠢然一物”，而“常勝軍”“均系外國流氓”。但現實中的作戰成果，卻令巡撫大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鴻章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朝廷高級文秘)，可謂少年得志。但直到咸豐九年入曾幕之前，事業上無甚建樹，“書劍飄零舊酒徒”是其自嘲寫照。

　　然而李鴻章并非一介迂腐書生。作為剛剛“自立門戶”、負有守土之責的封疆大吏，他主動摒棄“仇夷”思維，忘掉圓明園被焚之恥，選擇“變通”策略，積極與“常勝軍”合作。在抵滬之初能容忍華爾的無理拒見，也就順理成章了。

　　反觀華爾，出身于美國西部牛仔，能在不長的時間內打造出一支近代化軍隊，在邏輯上也斷不可說他僅是一個西洋無賴，因為一定的軍事專長和管理才能是必須具備的。身為雇傭軍的首腦，在大雇主李鴻章面前保持桀驁不馴的“本性”，倒可以評價為“迂腐”了。

　　第二任隊長白齊文的“堅定”立場和人生際遇，更能凸顯李鴻章截然相反的“變通”思維。

　　在雇傭軍合約的執行環節，拖延付費顯然更符合雇主一方的利益訴求。這是白齊文傷人搶餉的客觀原因。在被李鴻章解職后，白齊文轉投戰爭市場中另一“大客戶”太平天國，如愿謀到一份更好的雇傭軍合約。

　　先是鎮守蘇州的慕王譚紹光，接納他成為太平軍的“洋兄弟”，后在天京得到忠王李秀成的禮遇，又組建了自己的小支部隊。此時的白齊文應該在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面，得到了官府所未能給予的滿足。也可推測，太平天國“履行合約”情況，較之于清廷要好很多。

　　基于“誠信”履約的“迂腐”觀念，亦或是出于報答“知遇”之恩，因戰爭形勢惡化和個人病痛原因，白齊文在遣散隊伍，冒險返回上海后，登報聲明從未背叛太平天國。這讓李鴻章們情何以堪?在日本治病期間，更是多次潛回中國，直至積極投奔太平軍余部時被俘。

　　白齊文于押送途中船沉淹死，到底是意外事件還是人為所致?充滿懸疑。而李鴻章的“嫌疑”不小，因為他有動機、有條件，也比較符合“情理”和邏輯，當然這并無確鑿史料予以證實。

　　第三任隊長戈登在蘇州殺降事件后，與李鴻章的激烈對立，一定程度上表現出軍人的強烈榮辱觀和西方社會的守諾理念。他最終命喪非洲喀土穆，也與此“迂腐”信念有關。

　　彼時駐滬的外國領事館，代表西方列強和外國僑民，簽署了一份決議文件，嚴厲譴責李鴻章，指責其殺降是對人性的徹底背叛。清廷之內也有官員看不過如此“變通”，上折要求處理李鴻章。

　　由是觀之，李鴻章最終以晚清“裱糊匠”聞名于世，位居“第一重臣”，功業超出乃師曾國藩，與其稔熟“變通”、奉行“痞子手段”(雷頤語)有莫大關系。其身前生后的質疑和毀謗，也是無法避免的了。

　　故《清史稿》論曰：“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五、后人評說

　　當然，前述隊長們的所作所為，背靠殖民主義列強，視生靈如草芥，最終為謀取一己私利，損害清廷主權和帝國利益，應予指摘，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李、曾、左、張之洞中興四大名臣，挽朝廷于既倒，延續大清半個世紀的國祚，對于當時世人和中華民族而言，幸也不幸?只能見仁見智了……

　　最后附帶說明一點，李、曾、左、張四人均為彼時科舉制下的知識精英，“學歷最低”的左宗棠是舉人，其余三人均為進士——張之洞還是同治二年(1863)的探花。

　　2017年，那張著名的互聯網大佬烏鎮聚餐照，再次向公眾展示了學霸們的功成名就和惺惺相惜。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讀書無用論”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