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關于論語中“以德報怨”的真相，歡迎閱讀哦~

　　宋高宗趙構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奸相秦檜死掉。秦檜死的那一年，道學先生朱熹二十五周歲。宋寧宗趙擴慶元二年(1196年)，監察御史沈繼祖上書，列舉朱熹十宗大罪，要“斬朱熹以絕偽學”。

　　按照當時朝中大臣的意見，朱熹偽學之罪，可與秦檜賣國相提并論——宋寧宗時期，秦檜受金人之名潛回敦促宋朝議和割地賠款的罪名已經坐實。

　　很多人都稱朱熹為大儒，但是我們翻看《宋史》就知道，當時乃至元朝，比較普遍的看法，并不認為朱熹是一位大儒。朱熹的事跡記載于《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傳第一百八十八·道學三》，從列傳一百九十到一百九十七，才是《儒林》一至八。

　　朱熹之所以位列道學而沒進儒林，是因為元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認為，朱熹根本就不是真儒家而是道學先生：“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謂圣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圣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圣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太極圖》……”

　　讀者諸君都知道，脫脫是《宋史》《遼史》《金史》的都總裁官，此人博覽群精通經史，他把朱熹列在儒林之外，自有他的道理。

　　因為朱熹未列儒林，所以后人把誤讀孔子《論語》原文的責任推到了他的頭上，認為就是朱熹斷章取義提倡“以德報怨”，并曲解孔子關于君臣父子論述，這才讓儒家蒙羞，并導致宋朝以后的后儒生丟掉了刀劍和骨氣，整天子曰詩云之乎者也，皓首窮經四體不勤。

　　曲解孔子這兩句名言愿意，是不是自朱熹開始，這個無從考證，但是孔子那兩句話，確實是被人斷章取義了。

　　首先咱們來說說被宋朝發揮到極致的“以德報怨。”

　　縱觀歷代王朝，宋朝和清朝都做到了“以德報怨”：不管是遼國金國還是西夏，只要你來打我，我就給你錢，打得越狠給錢越多，“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從宋徽宗趙佶宋欽宗趙桓父子到宋高宗趙構丞相秦檜君臣，對金人可謂有求必應：皇后、公主(帝姬)、王妃，只要金人開口，統統拱手相送，最后連半壁江山都送出去了，但卻沒換來金人的憐憫。

　　宋朝君臣對孔子思想的曲解誤讀，不知道是不是從“半部論語治天下”趙普開始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以德報怨這句話，實實在在地被斷章取義了。

　　讀者諸君都知道，宋朝以前的儒生是佩劍的，駕駛戰車和彎弓射箭，也是儒生的必修課。孔子的駕駛技術極其高超，以至于他周游列國，總是親自執鞭，以勇武著稱的子路只能驂乘，相當于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

　　古代的儒生，并不是“爛忠厚沒用”的人，他們講究恩怨分明，孔子在《論語》中明確指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這句話的意思，是只有講仁愛的人，才能夠正確地喜愛某人、厭惡某人。也就是說，仁者也是愛憎分明的。

　　從宋朝開始，儒家文化的精華開始被誤讀，有一部分“大儒”欺負尋常百姓沒有讀過孔子著作，所以就對儒家經典斷章取義，甚至把愿意完全扭曲，其典型的事例就是把“以德報怨”單獨摘出來變成一種道德規范。

　　現在大家都有機會讀到《論語》原文，于是“儒學大家”的謊言不攻自破。以德報怨四個字，出現在《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孔子從來就沒說過“以德報怨”四個字，而且是堅決反對這種做法的，孔子主張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就是“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

　　宋朝“大儒”故意把“以德報怨”四個字強加給孔子，實際是為自己茍且偷安找理論依據。

　　在《論語·憲問》一章中，孔子還主張為人不能沒有勇氣，并且很謙虛地表示自己還不夠勇敢：“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孔子很謙虛，孔子的學生子貢認為老師沒必要這么謙虛：“這三點就是老師的真實寫照呀(夫子自道也)。”

　　孔子是主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而且真打起來，孔子還真不懼任何人——以勇力著稱的子路，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確實是孔子說的，但是這句話的原意是“國君要像國君，臣子要像臣子，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

　　只有國君開明賢德，臣子才有盡忠的義務，這里面是有因果關系的。

　　對于這句話，孔子曾經對季康子有過解釋：“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的意思很明白：國君就要有個國君的樣子，要率先垂范公平公正，如果國君自己就不咋地，還指望臣子忠誠，那是不可能的。

　　按照孔子的意思，臣民造反的根源，還是君王做得不夠好。由此可見，孔子是極具反抗精神的，從來就不認為君王不會犯錯，也不認為臣民有義務包容君王的罪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際是“討君檄文”，但是卻被理解成了所有人都要遵循森嚴的等級制度俯首帖耳當奴才，君王可以肆無忌憚魚肉百姓。

　　很多人都說以德報怨是孔子提出來的，所以儒家都應該遵照執行，事實上孔子是在對這種為人處世方法提出批評，而他批評的對象，可能是跟他有師徒之誼的老聃(孔子曾經問禮于老聃)。

　　孔子對老聃(本應像稱呼孔子那樣稱老聃為子，但是這兩個字居然被系統判定是罵人，所以只好大不敬直呼老聃之名)極其尊敬，認為老聃是夭矯九天神龍，但卻并不贊同“以德報怨”的說法，這是因為他們所站的角度不同，老聃講究無為而治，而孔子要治國平天下。

　　以德報怨在個人來說是不必斤斤計較，但是用來處理軍國重事，那就極其不合適了。

　　其實老聃講“以德報怨”，講的也是個人修養，這四個字見于《道德經·德經·第六十三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看到這里，讀者諸君想必已經明白了：孔子不但不提倡以德報怨，而且是堅決反對這種愚蠢做法，是后來的“大儒”們斷章取義，把孔子反對的東西當成了孔子的思想。讀者諸君放眼四顧，就會發現以德報怨有多可笑可憐，這時候大家應該想到孔子真正的名言：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