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1世紀，接受伊斯蘭教的突厥人遠征北印度。當時北印度長期分裂、小國林立，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不僅耗盡了國力，也帶來了深重的災(zāi)難。突厥人抓住了一個恰到好處的時機，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消滅或臣服了大部分北印國家，并建立了印度歷史上第一個伊斯蘭帝國——德里蘇丹國。
突厥貴族通過武力征服的方式來傳播伊斯蘭教，其政策遠比當初的阿拉伯人激進。阿拉伯帝國擴張時期，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只要交納人丁稅就可保留信仰，阿拉伯人在宗教寬容方面遠比基督教國家做的好;但突厥人在印度的行為卻截然不同，大肆燒殺搶掠，摧毀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廟宇，強迫異教徒接受“先知的宗教”。佛教和印度教同時受到了嚴重打擊，但印度教經(jīng)過調(diào)整和反抗后，與穆斯林征服者實現(xiàn)了妥協(xié)，并繼續(xù)生存發(fā)展;而佛教卻因為種種內(nèi)外原因，最終在印度消亡。伊斯蘭教可以說是踩著佛教的尸體進入印度的。伊斯蘭教向中亞、南亞、東南亞擴張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蠶食、打擊佛教的歷史。
公元8世紀起，阿拉伯帝國的勢力范圍擴張到中亞，中亞大部分佛教國家和游牧民族都皈依了伊斯蘭教;公元9-13世紀，阿拉伯人、突厥人前仆后繼地進攻北印度，并最終導(dǎo)致佛教在印度的絕跡。到了公元15世紀，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的穆斯林國家又通過武力征服將佛教和印度教趕出這一地區(qū)，在東南亞構(gòu)筑了一個伊斯蘭文化圈。
在與伊斯蘭教的對抗過程中，佛教在多數(shù)情況下都會遭遇失敗。英國學者渥德爾曾說：“佛教教義，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會綱領(lǐng)……對伊斯蘭教的殘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這一說法有些偏頗，但也不失為一個有道理的解釋。當時印度大部分國家都支持印度教，只有孟加拉的統(tǒng)治者還推崇佛教，佛教失去了來自上層的保護;而在民間，佛教要么被印度教驅(qū)逐，要么與印度教融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
此時的佛教既無下層根基又無上層支援，在伊斯蘭教面前缺乏起碼的自衛(wèi)能力。而“非暴力”的信條根植于佛教思想中，佛教的教義也使佛教徒不可能自己拿起武器、組織群眾來反抗突厥人的進攻。當印度教王公與突厥人堅持對抗，當印度教群眾此起彼伏的起義使穆斯林統(tǒng)治者不得不放寬宗教政策時，佛教徒卻沒有組織起任何像樣的反抗，只有少數(shù)僧侶遠走國外，保存了一些古代印度佛教經(jīng)典。
突厥征服者對佛教和印度教的殘忍是令人發(fā)指的。根據(jù)英國學者渥德爾的引述，“穆斯林從左邊殺過去，又從右邊殺過來……被征服的人民要么接受伊斯蘭教，要么只有死亡一途。”許多印度教神廟和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后被焚燒，并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
但這種燒殺搶掠對佛教的打擊更大，因為佛教此時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和東印度的少數(shù)繁華地區(qū)，突厥人只要占領(lǐng)這些地區(qū)就可以徹底摧毀佛教寺院，消滅佛教的有生力量。而印度教神廟則遍布印度各地，從大城市到小村社無處不在，突厥人無法控制印度的每一個城市和鄉(xiāng)村，自然也就無法根除印度教。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的哲學思想和社會綱領(lǐng)已經(jīng)滲透到印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任何一個外族統(tǒng)治者都必須利用印度教來控制印度。而佛教對印度社會雖然曾有很大影響，但卻遠沒有印度教那么深;佛教的黃金時期早已過去，現(xiàn)在它的印度社會的影響有限，穆斯林很容易就能將其一舉擊潰。
穆斯林征服者對佛教的痛恨也是有理由的，因為佛教教義和儀式與伊斯蘭教違背的地方實在太多。伊斯蘭教的核心教義是 “認主獨一”，而佛教卻認為世界萬物沒有創(chuàng)造者和主宰者，一切都是因緣緣起所致;伊斯蘭教相信人死后的歸宿是末日復(fù)活和審判，佛教卻認為人死后進入六道輪回，而且輪回是永遠沒有盡頭的(除非進入涅槃);伊斯蘭教相信真理來自真主的“天啟”，先知也是真主派來的，佛教卻在認為真理是人參悟出來的(尤其是大乘佛教，認為人人都可悟道成佛);伊斯蘭教最反對崇拜偶像，連禮拜時都只拜“方位”，佛教卻到處樹立并膜拜佛、菩薩、羅漢等的偶像，在穆斯林眼中成為“最邪惡的偶像崇拜者”……
總之，伊斯蘭教和佛教之間的鴻溝異常巨大，原先被穆斯林征服的拜火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摩尼教徒等，與穆斯林的共同點都比佛教大(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未必正確)。突厥人此時已經(jīng)變成了狂熱的穆斯林，在排除異己方面遠遠超過當年的阿拉伯人，面對如此異己的佛教徒，訴諸極端暴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公元12世紀末到13世紀初，突厥人攻入比哈爾和孟加拉，印度最后殘存的佛教大寺飛行寺、那爛陀寺和超巖寺都被洗劫一空，僧侶要么被殺，要么逃逸。這標志著在印度傳承1700余年的佛教的消亡。或許佛教消亡的直接原因的確是“對伊斯蘭教的殘暴做不出直接回答”，但它消亡的根本原因決不是伊斯蘭教的打擊。如果不是佛教過于嚴重的部派斗爭，如果不是大乘佛教的密教化，如果不是印度教改革吞噬了佛教的生存空間，如果不是印度的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變的不利于佛教發(fā)展，如果不是佛教在印度民間已經(jīng)喪失了存在的根基，佛教是不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nèi)消亡的。穆斯林征服者只給了佛教最后的致命一擊，此時的印度佛教早已不是生氣勃勃的穆斯林的對手了。
在突厥貴族遠征印度時，印度教和佛教一樣受到了打擊，神廟和經(jīng)典被焚燒，信徒被迫改宗。印度教在民間的根基和在上層得到的支持遠非佛教可比，穆斯林征服者很快發(fā)現(xiàn)要消滅印度教是不現(xiàn)實的。佛教對突厥人的殘暴做不出直接回答，印度教卻可以依靠上層王公和下層平民武裝對抗突厥人，讓被迫向印度教做出讓步;佛教集中在少數(shù)地區(qū)，很容易喪失生命力，而印度教卻根植印度社會的每個角落，也是外來征服者需要依靠的力量。因此印度教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被伊斯蘭教征服，而是會達成妥協(xié)。
突厥人在建立德里蘇丹國的過程中，開始對印度教和佛教都采取斬盡殺絕的態(tài)度;但此后很快就對印度教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這不僅僅是因為印度教徒的抵抗，也是由于德里蘇丹國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其他內(nèi)憂外患。成吉思汗正在建立蒙古帝國，蒙古人的兵威如日中天，其前鋒甚至曾經(jīng)到達印度河流域;另外，中亞的其他穆斯林國家或游牧民族也對富庶的印度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步突厥人的后塵入侵印度。另外，在入侵的穆斯林中也發(fā)生了分裂，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激烈，內(nèi)亂、政變層出不窮。在這種危急形勢下，如果繼續(xù)對印度教實行迫害，無異于自殺。因此穆斯林統(tǒng)治者采取了一定的寬容措施，改變了開始時的殘暴政策，改為對印度教徒征收人丁稅。
必須承認，德里蘇丹國的宗教寬容是很不徹底的，也是不情愿的。印度教群眾背負很重的稅收，除了人頭稅外，各項稅率都比穆斯林重;只要有清真寺的鄉(xiāng)村，就不能再建立印度教的神廟;印度教徒在行政和司法體系里基本沒有地位，當不了高級官員;在訴訟時，只要一方是穆斯林，就得按照伊斯蘭教法審判，對非穆斯林顯然不公平。
許多蘇丹不是無心打擊印度教，而是沒有能力打擊印度教，因為德里蘇丹國實力有限，許多印度王公只是在形式上臣服而已，離實質(zhì)的統(tǒng)一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南印度，只有短短幾十年時間歸于德里蘇丹國版圖，其余時候都處于封建割據(jù)狀態(tài)。到了德里蘇丹國中后期，蒙古人和帖木爾帝國不斷入侵，蘇丹國內(nèi)部也出現(xiàn)突厥貴族和阿富汗貴族爭奪權(quán)力的激烈斗爭，實際上已經(jīng)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可以說，德里蘇丹國的統(tǒng)治者從來沒有足夠?qū)嵙κ褂《纫了固m化，甚至沒有實力使北印度伊斯蘭化。在眾多的印度教王公領(lǐng)地中，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實在有限。
另外，即使在德里蘇丹國直接管轄的范圍內(nèi)，伊斯蘭教也不能占據(jù)完全的統(tǒng)治地位。因為整個印度的社會結(jié)構(gòu)是以印度教為基礎(chǔ)的，尤其是在廣大鄉(xiāng)村，沒有印度教就無法維持統(tǒng)治，沒有印度教就無法收稅(德里蘇丹國的稅收系統(tǒng)大部由印度教徒把持)。對于廣大印度農(nóng)民來說，印度教是他們祖祖輩輩的宗教，雖然它有種姓制度等許多壓迫人民的主張，但這些主張也已經(jīng)滲透到印度人的骨髓里去了，是他們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讓他們皈依伊斯蘭教難度不小。
印度教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這也使它具有異常的靈活性和包容性，它就是以這個優(yōu)點戰(zhàn)勝了佛教，現(xiàn)在又以這個優(yōu)點在伊斯蘭教面前得到保全。它可以隨時吸收一切其他宗教的優(yōu)秀特點，伊斯蘭教的一神思想就深深影響了印度教。其實印度教從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轉(zhuǎn)化早在8世紀商羯羅改革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商羯羅吸收了佛教中的許多哲學因素，將過去神學理論發(fā)展不足的婆羅門教改造為神學理論比較發(fā)達的印度教，他的“純粹不二論”實際上是一神論的，這也使印度教容易接受伊斯蘭教的一神論。
在與伊斯蘭教的長期斗爭、交流之后，正如馬克思所說，印度教“既是多神論的宗教，又是一神論的宗教;既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又是反對偶像的宗教……”也就是實質(zhì)上的一神論和表面上的多神論。表面上的多神論有助于它爭取廣大下層人民的信仰，實際上的一神論則使它的神學思想更加嚴謹，更容易贏得上層知識分子的青睞。從這個角度來看，伊斯蘭教對印度教的發(fā)展貢獻還不小，它使印度教變的更加富有生命力了。婆羅門教從佛教中吸收營養(yǎng)成為印度教，而早期印度教則從伊斯蘭教中吸收營養(yǎng)成為更成熟的印度教。
印度的伊斯蘭教也受到了印度教的許多影響，這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綱領(lǐng)上，尤其是種姓制度上。伊斯蘭教本來是講究信徒人人平等的，與佛教類似;但在印度的長期傳播中，也受到印度教種姓制度的感染，尤其是由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許多都保留了他們原來的種姓地位。現(xiàn)在印度次大陸的清真寺做禮拜時，各個種姓的信徒都是分開禮拜，信徒中可以看到明顯的等級差別。這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即使不是絕無僅有，恐怕也是非常罕見的。伊斯蘭教的神學思想也和印度教互相滲透，到了莫臥兒帝國時期終于形成了一種結(jié)合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特色的新宗教——錫克教。現(xiàn)在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可謂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兩大宗教可謂在斗爭中妥協(xié)，在和平中摩擦，達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部分融合。
不穩(wěn)定的德里蘇丹國沒有使印度伊斯蘭化，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交流也沒有充分展開。但在隨后的莫臥爾帝國時期，伊斯蘭教被傳播到幾乎整個印度，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交流融通也更加明顯。莫臥爾帝國的統(tǒng)治者在宗教政策上也比德里蘇丹國的統(tǒng)治者明智許多，在大部分時候都能做到宗教寬容，在莫臥爾帝國前期，印度各大宗教的交流可以說是最頻繁的。但這已不屬于筆者定義的“印度中世紀”范疇了。當然，中世紀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斗爭、交流是莫臥爾時期兩大宗教斗爭、交流的基礎(chǔ)，德里蘇丹國的宗教政策雖然比較偏頗，但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印度各宗教的互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