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5月18日，林則徐大肆收繳了鴉片販子輸運來華的鴉片共19187箱又2119袋，總價值大約1100萬元。

5月31日，林則徐發(fā)出告示，宣布在虎門銷煙，允許沿海居民和外國人到現(xiàn)場觀看。

6月1日，林則徐“祭告海神，以日內(nèi)消化鴉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暫徒，以避其毒”。

祭告海神的祭文為林則徐親撰，其末后兩句為：“有汾澮以流其惡，況茫乎碧澥滄溟；雖蠻貊之邦可行，勿污我黃圖赤縣”，充分抒發(fā)了其澄清宇內(nèi)的大志。

六月三日，林則徐在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guān)監(jiān)督豫堃、廣東布政使熊常錞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搭建在虎門寨下的禮臺，禮炮聲中，銷煙運動正式開始。無數(shù)被切割成瓣的鴉片被拋放入池中，在鹵鹽、石灰的作用下，不爨自燃，“濃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穢熏騰，不可向邇”。

先前，許多外國商人都“斷言中國人不會焚毀一兩鴉片”。然而，林則徐就這樣當(dāng)著千千萬萬人的面將鴉片進行銷毀了。銷煙期間，“沿海居民，觀者如堵”，美國奧立芬洋行股東金（C．W．King，也有譯作“經(jīng)”和“京”的）和其眷屬、傳教士裨治文、商船馬禮遜號（Morrison）船長弁遜（Capt．Benson）等人也專門從澳門趕到虎門看熱鬧。在現(xiàn)場，這些洋人詳詳細細地察看了銷煙的每一環(huán)節(jié)，對中國人言出必踐的辦事方式感慨良多。

（虎門銷煙紀(jì)念館油畫）

金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所見的銷煙情形，感慨地說：“當(dāng)崇奉耶穌教的那些政府正在生產(chǎn)這種毒藥的時候，而這位異教的君主，竟不屑于以它出售，來為他的國庫博取不下于2000萬圓的收入”。（《新加坡自由報》（Singapore Free Press）1839年7月25日）

裨治文則在參觀記中寫道：“我們曾反復(fù)考察過銷煙的每一個過程，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時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出于我們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zhí)行這一工作更忠實的了。在各個方面，看守顯然是比廣州扣留外國人的時候嚴(yán)密的多。鎮(zhèn)口有個窮人，因僅試圖拿走身旁的一點鴉片，但一經(jīng)發(fā)覺，幾乎立即被依法懲辦。即使（《澳門月報》1839年6月）

金和裨治文等人還得到了林則徐的親切接見。

林則徐不但向這些洋人重申了天朝禁治鴉片的決心，同時也給他們詳細陳述了今后外國船只進港貿(mào)易的條件，說：“最近所實行的嚴(yán)厲措施，目的完全是為了撲滅鴉片買賣”，“違法的交易必須馬上制止，其他正當(dāng)貿(mào)易則受保護”。

林則徐特別聲明：“凡經(jīng)營正當(dāng)之貿(mào)易并與夾帶鴉片之毒行確無牽涉之船只，應(yīng)給予特別優(yōu)待，不受任何連累。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只，必嚴(yán)加查究，從重罰治，決不絲毫寬容。總而言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者不必掛慮，如常互市，必?zé)o阻礙。至于惡者，唯有及早改惡從善，不存癡想”。

林則徐深感于“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遇有夷船駛至，不過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應(yīng)，亦即莫敢誰何”的種種顢頇無知，就仔仔細細地向向這些洋人詢問了英國人撤離商館的意圖，以及同英國女王及其他歐洲君主通訊以什么方法最好。

林則徐還表示，他極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歐的地圖、地理書和其他外文書籍，尤其想得到一套馬禮遜編的《英華字典》。

從這一時期始，林則徐也開始密切關(guān)注英國的反應(yīng)，大力延聘翻譯人才，想方設(shè)法探求西方知識。

他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姚瑩在《東溟文后集》中說：“中國地利人事，西夷日夕探習(xí)者已數(shù)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dāng)?shù)已較然然矣。”林則徐以“不知”為恥，四處延攬通譯人才。基督教徒梁發(fā)的兒子、美國傳教士裨治文的得意弟子梁進德就是在這段時間內(nèi)被林則徐招攬到幕下的。當(dāng)時的外國人都一致認(rèn)為梁進德“能正確而流暢閱讀與翻譯報刊上的一般資料”，稱他“很明顯地，他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學(xué)員”。 梁進德之外，還有亞孟、袁德輝、亞林。

魏源、《圣武記》說：“林則徐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

賓漢撰寫的《英軍在華作戰(zhàn)始末記》則說：“當(dāng)他在穿鼻港（按即虎門鎮(zhèn)口）時，他指揮他的秘書、隨員和許多聰明的人，搜集英國情報，將英方商業(yè)政策，各部門詳情，特別是他所執(zhí)行的政策可能的效果，如何賠償鴉片所有者的損失，都一一記錄。他們尤其關(guān)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戰(zhàn)。……這些情報，每日都交欽差閱覽，當(dāng)他離去廣州時，已搜集了一厚冊。”

英國傳教士主辦的《澳門月報》上也報導(dǎo)了關(guān)于林則徐研究西方事，稱：“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yǎng)有善譯之處人，洋商、通事、引水等二三十位，四處打聽，按月呈遞。有他國討好，將英國書賣與中國。”

《澳門月報》這樣報導(dǎo)林則徐，而林則徐對英國國情和英國對華政策的許多認(rèn)識也來源于《澳門月報》、英國商人主編的《澳門新聞錄》，甚至有英國鴉片商馬地臣主辦的《廣州記事報》等資料。

由上述時人的種種評論和流傳下來的史料可知，稱林則徐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毫不為過。

只是，他這一睜眼，視線投射得有多遠，視野打開得有多大，就值得玩味了。

舉一個例子，林則徐不是很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歐的地圖、地理書和其他外文書籍嗎？

在廣州新豆欄街租賃房屋設(shè)立眼科醫(yī)院懸壺濟世的美國醫(yī)生伯駕（P·Parker）就給林則徐奉上了好幾冊地理書和一架地球儀。很多史料就大書特書了這一筆，從而給很后人造成了這樣的假象，以為伯駕是林則徐的好朋友，兩人經(jīng)常一起談?wù)撐鞣降臍v史、當(dāng)前世界格局等等。

其實，兩人素未謀面。

不是伯駕不想見林則徐，是林則徐不屑見伯駕。在林則徐看來，伯駕也就是一個化外夷人，和他相見，有失身份。甚至，林則徐后來得了疝病，在遍訪中醫(yī)治療均無效的背景下，曾使人婉轉(zhuǎn)向伯駕表示過求治的心愿。于是，伯駕讓他來醫(yī)院就診，但林則徐拒絕了。林則徐認(rèn)為，自己堂堂天朝大吏，怎么能夠親自上醫(yī)院找醫(yī)生呢？那么，好吧，伯駕愿意上門看病。

但林則徐還是拒絕了。

林則徐的理由是：人臣無外交，天朝大臣，是不適合和外國人氏相見的。那么，怎么辦呢？伯駕只好讓林則徐派來的人將疝帶帶回，轉(zhuǎn)交給林則徐家里人綁到林則徐身上。看看，就連治自己的病都這么保守，那么，還能指望林大人的視野有多開放呢？按理說，第一次綁疝帶是必須由外科醫(yī)生親自綁托才行的，但伯駕已經(jīng)弄清楚了，林大人“害怕同一個外國人有任何私自的接觸”。他記錄說：“據(jù)報告，疝帶送去給欽差大臣之后，健康狀況良好，只有當(dāng)他咳嗽時肚子上的東西較易滑落。”從這條記錄上，也說明疝帶被林則徐綁得不倫不類，稍不當(dāng)心，就滑落在地了。

伯駕還特別為林則徐制了一張病例卡，病例卡記載為：“林則徐，疝病，欽差大臣，前湖廣總督，即今廣東廣西兩大省。從醫(yī)學(xué)上看，這個病案沒有可以值得引起興趣的地方。事實上，這位病人從來也沒有見到過，但是我想，對于這樣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為是中英這樣兩個大國間破裂的近因。”（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頁）

林則徐研究過伯駕送來的地理書和地球儀，看到英國的版圖也就那么一小塊，認(rèn)定這不過是一個蕞爾小國，而且距離天朝有萬里之遙，不可能對天朝構(gòu)成什么大的威脅，于是就揮筆寫就了一份“諭英吉利國王檄”，把自己禁煙的情況反映給英國國王，要其配合自己禁煙。

這份“諭英吉利國王檄”寫得很搞笑，稱清朝的道光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嚇唬英國王趕快采取合作態(tài)度，否則“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檄文的結(jié)尾，還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說：“接到此文之后，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

1839年的12月英船“杉達”號（Sanda）遭遇海難，中國官兵救下了船上的英國人喜爾（Hill）等人。林則徐把這封信的英譯本交付給喜爾，讓他幫忙審閱，以免信中語句有錯。

喜爾回憶說：“他交付一封給英國女王的函件。文辭仍舊是一貫的浮夸口氣，使我不禁失聲而笑。他一看見這種情況，便問是不是不合適。我們說我們所笑的，只是文辭上的幾處訛誤。于是他便吩咐我們將信帶入里屋，在那里修改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一切錯誤，并在那里進茶點。”

幫助林則徐送信的英船“擔(dān)麻士葛”號船主彎喇，信到了倫敦，英國外交部拒絕接收。但《泰晤士報》全文發(fā)表了此信。

（魏源《海國圖志》原稿，藏于林則徐紀(jì)念館）

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在《鴉片戰(zhàn)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一書中對此信評價是：“林則徐蒼白的語言，無力的威脅，看起來非常可笑。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臺，成為流行的喜劇，在其中，英國商人在廣州的遭遇被用來取樂。他們揮舞著滑稽的、夸張的手槍，把自己打扮成海盜。在遙遠的中國發(fā)生的鴉片戰(zhàn)爭成為倫敦的笑料和一種娛樂。”當(dāng)然，這一切，林則徐并不知道。

1839年9月2日，林則徐南巡澳門，當(dāng)日，記下巡澳見聞，說：“凡夷樓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層，多至三層，繡闥綠窗，望如金碧。是日無論男婦，皆倚窗填衢而觀，惜夷服太覺不類。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其帽圓而長，頗似皂役，雖暑月亦多用毛絨之類為之，帽里每藏汗巾數(shù)條，見所尊則摘帽斂手為禮。其發(fā)多卷，又剪去長者，僅留數(shù)寸。須本多鬢，乃或藏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驟見能令人駭，粵人呼為鬼子，良非丑詆。更有一種鬼奴，謂之黑鬼，乃謨魯國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過于漆，天生使然也。婦女頭發(fā)或分梳兩道，或三道，皆無高鬢。衣則上面露胸，下面重裙。婚配皆由男女同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不難看出，林則徐對居住在澳門的“夷人”并無多少好感。

正因為看見了這些“夷人”“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他認(rèn)定了人家沒有腿肚子，膝蓋不能彎屈，所以，他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英人非不可制嚴(yán)諭將英船新到煙土查明全繳片》，對“夷人”的作戰(zhàn)能力不屑一顧，說：“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jié)束嚴(yán)密，屈伸皆所不便，至若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林則徐作為對抗外國勢力的民族大英雄，諸事敢為天下先，足以照耀青史，垂范萬世，但時代局限住了他的眼光，制度捆綁了他的思想，使得他對西方世界的認(rèn)識往往是一葉蔽目、不見泰山，令后人無比感慨。